在曾蔭權的施政報告中，我聽到三個關鍵詞：「新香港人」、「進步發展觀」及「共識」。
「新香港人」不能算「新」，內容大概只有兩點：一是要在中國崛起的背景中為香港定位，二是把宏觀的發展時機與微觀的個人發展機會結合起來，換言之，就是「經濟動物」，披上中國服飾。
在曾蔭權心目中，這已算是回應了近日的本土論。但穿上新裝的舊官僚，說起話來，始終不及他的行政會議 成員張炳良 那麼「玄」。張炳良說，本土意識要超越發展議題（見《明報》10月3日論壇），走向未來的命運共同體。不過，張先生可能忘記了「政治（不）正確」這回事；台灣 的民族主義者用過這詞，而這詞一個更遠的根源，是二次大戰 前德國 民族主義哲學家的用語——Schicksalsgemeinschaft，他們認為，一次大戰後帶來一個新契機，使德意志民族具有為國犧牲的精神，成為一個團結及有活力的「民族」。
張炳良的「命運共同體」聽來很偉大，事隔幾天，聽過曾蔭權的演說後，我發現，所謂「共同命運」，似乎又落回到曾蔭權所說的「發展」，逃不出張炳良所質疑的「淺薄歷史共同體」。
由此觀之，曾蔭權與過去一年來的城市保育運動之間，還是有共同點，就是要在發展中追尋本土身分。不過，他的「進步發展觀」並沒有回應保育運動的批判，在他的施政報告裏，以基建帶動經濟發展是第一原則，不可動搖，想着的是70及90年代的奇蹟，不是今天的爭議；它與第二原則環保及文物保護並置而分列，好像彼此沒有矛盾，天星及皇后碼頭 事件也好像沒有發生過。
也許，在政府眼中，質疑「進步發展觀」，就是破壞共識，跟質疑「循序漸進民主觀」一樣，都是「極端民主」，等同文革。我們不妨放下這些標籤，切實地看一下本土保育運動其實是要什麼。
媒體鏡頭下的本土保育運動，總是示威抗議，警察出場，上兩星期反對清拆利東街的市民被捕，被警察凌辱，是為一例，可惜，沒有人留意這群熱心市民日常在社區裏紮實的工作，他們保留與創造本土文化，提出可行的另類規劃方案。
政府經常愛把香港跟倫敦 相比，我們不妨就看一下大都會的經驗。近一年來，香港本土保育爭議，主要發生在港島金融中心一帶，包括中環 海濱、灣仔及中上環，這種矛盾自80年代開始，也在倫敦的市中心出現。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看一下Susan Fainstein的《城市建造者——倫敦及紐約 的地產發展1980-2000》（The City Builder），她細緻研究了80至2000年代倫敦及紐約市中心的舊城改造。
這段時間，紐約與倫敦跟今天香港很相似，乘着市中心的地產市道暢旺，市政府與公營機構，企圖大規模開發舊城區。例如，80年代後期的倫敦King's Cross，大業主之一前英國 鐵路公司（British Rail），與發展商曾聯手提出巨型商廈方案，卻受到肯登市議會（Camden Council）的諮詢程序所質疑，議會甚至委托專業及學術團體（如著名的倫大Barlette School of Architecture）設計另類方案，阻止業主及中央政府成立「都市發展公司」（UDC，有點像香港以前的土發公司）。雖然該區避免不了縉紳化（gentrification），但在90年代，基本上能維持一個混合商住使用的社區，加上市道一度下滑，令巨廈計劃被擱置，部分小商戶及居民暫時還有一點生存空間。
90年代倫敦及紐約的市區改造計劃，多是自上而下的單一大型地產發展，很像中環填海區，以及市建局 的利東街及嘉咸街方案，不顧原來社區經濟及文化。但是，社區自治及規劃民主化，在歐美國 家已是城市及政治發展的有機部分。而地方議會及社區力量不是全盤反對任何發展，通常是使發展規模變小，注重原有公共空間的多元可能，使轉變速度變得較溫和，保存本土特色。
倫敦市中心的發展絕不是筆者心目中的理想，例如，即將開通的「歐洲之星」（Eurostar）鐵路所帶動的地產發展可能會開展新一波金融地產熱潮，但是，難得的是，在資本林立的市中心，還能看到制衡過度發展的社區制度。但香港呢？這種力量只能在街頭展現，因為，我們的區議會 沒有改造發展計劃的權力，城規會由規劃部門控制，古蹟辦怎樣專業，也要聽命於「好打得」的發展局長林鄭月娥 ；至於官方欽點的發展商——市建局，權力比土發公司更大，既有政府巨資，又有《土地收回條例》，日見強悍的警察部隊更作其後盾。
張炳良前幾天撰文說（見《明報》10月17日論壇），要我們領會政府的「新思維、新價值」，恕我眼淺，我實在看不到。我只看到，沿襲殖民時代的制度，至今還沒有回應市民對本土化的訴求。今天香港的城市保育運動，以及它彰顯的本土意識，不是什麼本質化的民族主義運動，不是島國心態，而是蘊藏在每一個城市裏的社區文化力量，它制衡過度發展，呼應世界社區參與的潮流，追尋各種本土發展及參與的可能，改造政府及財團主導的發展共識。
談新香港人，就要在這裏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