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法特11月11日早上過身，12日我看了英國兩大報《泰晤士報》與《衛報》評論版的相關文章，煞是有趣。
《泰晤士報》的社論是《阿拉法特之後》（After Arafat），提到巴解組織的派系林立，以及當權派的貪污橫行和無能力領導巴人等等，主要觀點是認爲阿拉法的死會給中東和平進程帶來新的希望。這一觀點與以色列總理沙龍的看法很接近，沙龍接受記者采訪時曾說“最近發生的事情有可能成爲以巴和平的一個轉折點”云云。
同一天《泰晤士報》還登了一篇頗有份量的評論文章，作者是跟阿拉法特與拉賓同在1995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以色列前外長佩雷斯。在這篇名爲With the passing of their father, the Palestinians have a chance to emerge的評論中，佩氏以頗有感情的筆觸回顧了與阿拉法特這麽多年來的交鋒,以及對這個巴人領袖的一些看法與評價。其中提到了當年簽署《奧斯陸協定》後阿拉法特跟佩雷斯抱怨道：“看看你對我做了些什麽：你把我從一個最受巴人歡迎的領袖變成了一個在巴人和所有阿拉伯人眼中都備受爭議的人物…”，佩雷斯批評，阿拉法特在個人聲望與巴人前途之間，總是把前者放在首位，而且他不尊重談判，往往把矛盾訴之于暴力與恐怖襲擊。佩氏希望在阿拉法特死後，巴人能從現實的角度出發跟以色列和平相處。
反過來看一下與《泰晤士報》打對家的《衛報》。《衛報》12日的社評是《阿拉法特與他留下的》（Arafat and his legacy），與《泰晤士報》社論最不同的是提到了巴人的身份問題。《衛報》認爲，阿拉法特當然受爭議，但是他領導的抗爭最終使全世界意識到巴人建國權的問題，這一貢獻將使他被後世記住。《衛報》的評論版還專門登了巴解駐英總代表Afif Safieh的文章《我們巴人的戴高樂》（Our own Palestinian De Gaulle），單是從這篇文章的題目，讀者就已經可以知道其立論的基本觀點。跟佩雷斯在《泰晤士報》的文章“相映成趣”的是，這篇同樣以感性的調子來憶述作者對阿拉法特一些交往的文章所帶出的阿拉法特的形象則是一個勇敢、堅毅和值得尊敬的老人。
有趣的是，Safieh在文章裏提到自己在10月20日最後一次見阿拉法特，重病中的阿氏很準確地分析到了英國國內政治的情况，以及對以巴和平進展的影響云云。而《泰》報佩氏的評論中提到的阿氏則是只會打而不尊重談判，巴人應該在阿氏過身後學會與其它民族在一塊土地上共存。
在英國，有相當多的人仍然認爲英國在國際政局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覺得英國是美國之外在中東最有影響力的西方國家。另一方面，英國文化又非常迷信談判與爭論（negotiation and argument），反感暴力的抗爭，這可以從英國人很尊敬印度聖雄甘地上看出。故某個程度上講，這兩篇文章分別在替兩種對阿拉法特生平的不種演繹在爭取支持。有人說，阿拉法特遺言指定要把自己葬在耶路撒冷，是想在死後繼續他生前的政治把戲，埋下另一個以巴衝突的炸彈。但是即使他不再玩這個游戲，他的舊對手和他的舊下屬難道就不會繼續？尸骨未寒，政治的角力便已在兩份倫敦大報的評論版再次展開。
(順便提一下，一般認爲泰晤士報的立場是中間偏右，衛報的立場是中間偏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