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福音電影的模式和劇情，好像從《天使之城》開始，就沒有甚麼不同，不外是個人見證，而這些見證總是靈光一閃，突如其來。這讓福音電影越來越沒有機會接觸到群眾，達到其宣揚福音的目的。其實，如果按照我們分析報紙傳媒的近年立場定位的方法而論，這個現象不難解釋。
曾幾何時，我們用「市場導向新聞學」來說明蘋果的現象，所以事情都是以「市場」作解釋：為甚麼有風月版，因為市場需要，為甚麼有波經，因為市場需要；為甚麼會有彩色，因為人家有，我也要有。現在「市場」延伸到廣告市場，和內地市場，因此，東系報紙少講李嘉誠，各大報紙社論紛紛歸邊。
現在，這些拍攝福音電影的機構的營運模式，其實和報館有一點相似，就是資金的來源偏重在某一些方面。報館面向廣告客戶，而翻開這些機構的年報或預算，不難發現他們的收入，有一半以上，是來自奉獻的。（影音使團的年報很難開，為了這篇文章，已經hang了我兩次機......）因此，很大程度上，同樣是傳媒機構，他們也許也有責任向支持者交代。而當支持者的要求，也不過是如此的時候，觀眾 / 讀者的需求也不會是在 top of the editorial list。
機構的保守性，在於她認定了福音電影的消費方式：就是在個人分享，或者佈道會的中間，播放福音電影，然後再由在場的信徒跟進。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這些機構的網頁裏，總會見到「包場」的呼籲，而他們的產品，也是個人佈道、個人見證為主的。這就是為甚麼我們總不會有《奇異恩典》，一套述說堅持信仰者怎樣改變社會畜奴陋習的電影。
以機構運作而論，這樣將市場限制，然後再試圖透過捐獻去運作，坦白說，就像是多年以前台灣電影之死一樣。電影導演有政府資助，不用考慮市場，將劇本的層次提升得太高，趕走了觀眾，結果讓台灣觀眾不再留戀台灣電影。
現在，按照這種運作模式，機構所能接觸的觀眾，只可能是信徒及其親友，而永遠不可能在社會扎根，也不會深入觸及社會文化。年多前香港藝術節邀請了南非的福音合唱團來港演出，他們唱福音歌曲，也唱自己國家的歷史。這不也是見證嗎？
當然，機構大有道理去說：我們是傳福音的，不能單循市場考慮，而這樣支持福音的奉獻是應當的。我同意。我質疑的是兩件事。第一，是機構的運作模式，就像現在社會向NGO問責一樣，我願意順從上帝的命令奉獻給機構，不代表這些財富可以不被善用；而機構收到奉獻，也不能當是奉旨的。第二，取材方面，無論上帝的福音或是香港的現代城市的環境，都是獨特而能夠多元表達的題材。（01年有一套獨立電影，叫《憂憂愁愁的走了》，豈不是我們讀這段經文時的好註腳？）
好故事就是好故事，越老土的故事越好看：君不見《聖誕頌》和《受難曲》其實都是拍完再拍的題材嗎？
我的意思是：福音機構從來不商業化，所以導致現在的問題。單靠奉獻，不問自己的接觸面。或者，這也許意味是，他們從根本地將奉獻視為正式收入，而不是補助。
或者是否商業化不是我的重點，我的重點是，如果福音傳媒要有所突破，要改變的，是在體制上的改變，應該將自己定位為「社會企業」而不是一個受資助的機構。
甚麼是「社會企業」？引用社聯社會企業資源中心的定義，就是：
「不是純粹的企業，亦不是一般的社會服務，社會企業透過商業手法運作，賺取利潤用以貢獻社會。它們所得盈餘用於扶助弱勢社群、促進社區發展及社會企業本身的投資。它們重視社會價值，多於追求最大的企業盈利。」
因此，總結我之前的看法，就是：福音機構應該透過自己的產品，賺取利潤，然後用之於傳揚福音及擴充自己的規模，而不是依賴奉獻，對奉獻過份倚賴的問題，前文已述，不再重覆。
所以，我可以接受這句話：「福音傳媒是一宗大生意。」而這個冒險的說法背後，必需澄清的是，那些利潤用來幹甚麼？如果利潤都是用來提升社會質素的話，財政是否健全反而是其理念的可行性的指標。例如，平安鐘很多人以為是政府資助機構，實際上卻是社會企業的好例子。一方面產品提升了長者的生活質素，另一方面卻以實際的商業運作來證明其對長者服務理念的可行性。
因此，在社會企業的角度看，商業化是財政獨立，及機構本身可持續發展的策略，是一個助人自助的手段，目的是讓企業的理念，能在社區紮根，也在市場中得到驗證。而明顯的是，福音傳媒之所以存在，也不外是向人展示福音。現在我們既可以接受福音是一個可以在大眾媒介流傳的理念時，福音機構不應，也不能只滿足它只受「主內弟兄」的祝福，而漠視它真正服務對象的需要；不應再花錢去買時段，而是要賣節目；我可以接受創世電視接受啟動時的奉獻，卻不能接受運作多年，還是要受資助；更重要的是，接受資助也可以，做些好像BBC那些可以賣的節目，讓奉獻用在更多不同的場域去吧。透過實際的運作，展示福音的可行性。
而當然，如果讀者根本反對宗教的意義的話，上文的討論，也希望說明商業化並不是萬惡的概念。「福音機構」，可以用其他的社會服務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