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藝術館主辦的展覽，一向予人呆板乏味的感覺，雖說各展覽內容有別，但在整體製作上而言，無論由陳列展示，以至場刊撰寫，往往只是重複既有的模式，即使未完全流於陳腔濫調，但肯定少有為觀眾帶來意外驚喜。目前展出的「香港製造—當代藝術展」，依我所見，是有意擺脫這種官腔模式，從策展到包裝宣傳，都在努力求變，值得鼓勵。過往香港藝術館的館長慣了避重就輕，極少以策展人的身份發言，然此展覽中譚美兒館長就香港製造的論述，則頗令人耳目一新，我對當中的一些議題猶感興趣，所以想就此逐點討論。
「香港製造」展出的作品，包羅了繪畫、雕塑、裝置、攝影和行為藝術等不同媒介，在藝術形式上的的選擇已算是應有盡有，無所不備，策展者的用心良苦，於此可見。然而，閣下可能會覺得奇怪，除了策展者本人外，七位參展者（周俊輝、朱興華、郭孟浩、馮力仁、甘志強、萬青屴及余偉建）皆清一色為男士。本地的藝術圈不乏出色的女性創作人，不少也曾在藝術館展出過，何以此趟全部交白卷呢？即使全男組合的安排事出偶然，在選取這七位參展者之標準這個基本問題上，策展者似乎仍欠觀眾一個明確的交待。
七位展出者當中，至少有兩位是香港藝術館展覽的常客，有留意藝術館展覽的朋友，大抵不會對甘志強的鳥籠或朱興華的精神病人繪畫感到陌生。而眾位展出者中，我以為周俊輝的作品可讀性很高。他以繪畫形式重製(reproduce)本地著名電影的某些片段及政府宣傳短片，驟眼看似是噱頭，但當它們一併在場館內展示時，又產生了相當明顯的訊息。周從港產電影《傾城之戀》、《無間道》等中抽取其中場景，放大繪製成巨幅油畫，畫面上呈現的人物輪廓簡略含糊，但每幅都配上了黑白分明的電影字幕，如「我的確不能算一個真正的中國人」、「我想要回身份」，其諷刺調侃之意實在不言而喻。
或許你認為周的作品所指涉的是身份認同問題，對此解讀方法我沒有異議，因為身份認同這題目在九七前後廿多年間都在反覆討論，似是沒完沒了。不過，從我個人閱讀所得，周在繪製其作品時，由模糊不可辨認的畫面，到精警抵死的電影字幕，都是經過刻意經營，他其實是以肯定的口吻向觀眾明示，香港人的身份本來就是這樣模糊，香港人的命運就像《無間道》裡頭劉健明對陳永仁說「我以前沒得選擇」。殖民地時代的香港，港人當然沒得選擇，後∕再殖民的今天，又何嘗不是？由是觀之，周的重繪作品也包含了相當強烈的政治意味，藝術館作為公營的機構，有足夠的勇氣展示此類題材，尊重創作自由，實也是本地藝術界之福。
「以人為本」相信是貫通此展覽的基調。策展者開宗明義說明了此展覽是要打做一個或多個香港藝術品牌，「以一班人稱藝術家的香港人為重點，透過作品觀照他們的藝術態度，窺探他們的生活取態；從他們的藝術觀反映他們的人生觀；由他們的藝術理論看其對生命哲理性的思維。」（〈策展者的話：香港製造—製造香港〉，《香港製造號外》，3頁）對於打做品牌之說，我有保留。策展者指香港的藝術品牌最突出之處是「人」，其文中便引用了藝術史學家貢布里希(E. H. Gombrich)「世上只有『藝術家』而沒有『藝術』」之說法，強調藝術家的重要性。貢布里希是一代學者，他在其通俗藝術讀物《藝術的故事》開首便作出此言，無非是要提醒讀者勿把「藝術」(Art)二字放得太大，因為藝術家在創作時，往往會受心理及歷史因素影響，在研究作品時需從此方向入手。
貢布里希沒有明言藝術家有多重要，但自現代藝術出現以來，像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 「作者已歿」(The author is dead)之說的出現，其實已道破了作者與作品之間並不一定存在必然的關係。故此，觀眾大可在藝術家缺席的情況下，仍可解讀藝術作品，情形就如大家不需認識周俊輝是何人，也無損其作品清晰可讀的意象；對余偉建的藝術取態毫無頭緒，也可在其巨幅的石硤尾居民照片中，窺探到紀實攝影作品背後，如何浪漫化了基層市民的形象。
「香港製造」嘗試透過七位創作人的作品，展示香港的「藝術」並非只得「一種」風格，而是有多元的性格魅力，這大概是對香港被譏為文化沙漠的一個標準回應。然而，當大家要界定「藝術」或「非藝術」時，終歸要由作品出發，探究箇中社會政治經濟背景等因素之運作，如何影響或造就作品的生產，較諸跟藝術家對話，可能會來得更真實和更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