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懼中國----兼奉答各位友人
自從拙作〈一個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白〉刊出之後，幸蒙多位認識與不認識的友人賜教，現謹覆奉如下：
1、鄙人才疏學淺，素養有限，自然不敢忝稱是個有文化的人。此處所说的「文化人」指的因此不是價值上的美譽，而是一種以文化為業以創作能力為謀生本錢的職業概念，庶幾近於Richard Florida所謂的Creative Class。鄙人不才，竊文化之名做稻梁謀，被人揭穿也是好的。同業之中，遠勝鄙人的又何止恒河沙數？
2、又請注意，文化人與知識份子在社群關聯上的差異。以文化為職業，絕對可以四海為家，何處有工作就去何處。知識份子不是職業，而是志業；雖然也有普世關懷，但我以為到底該座落在某個社群之中(那怕是流亡)，故没有走或不走的問題。在寫〈一個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白〉的時候，我用的身份是文化人，而非知識份子。
3、個人榮辱事小，然業師石元康先生清譽則不可輕侮。查鄙人報考研究院時，成積確實不及入學標準。所賴者乃畢業論文兩份，研究計劃及面試表現；蓋破格錄取需文學院及研究院院長批准，實非任何一位導師的「偏坦」所能成事。
4、過去二十年鄙人做過了什麼，未來二十年鄙人又會做些什麼，皆非言辭可以虛飾，還請諸位監查垂注。多謝大家的批評建議，唯各位既然對香港的文化土壤及創意产業如此熱心，猶勝於鄙人，拙作最關切的問題卻始終無解。只盼有人能夠告訴我該做些什麼可以讓低薪的編劇，乞丐般的藝術家得到多一點尊重，身為既得利益者的鄙人必定銘感五內，言聽計從。
5、莊元生君先後在此處和《明報》回應鄙人，涉及一個相當嚴肅的課題，不得不認真與之，故有〈恐懼中國〉一文如下：
香港政治常常困處於兩種恐懼之中。第一種是對「外部勢力」的恐懼，延伸了當代中國意識形態裏那股揮之不去的防外陰影，總是以冷戰結構看待國際關係甚至任何常態的人我往來，覺得外頭有種「亡我之心不死」的秘密力量。於是李柱銘等人去美國見幾個政治人物，在《華爾街日報》上寫篇無關痛癢的文章，就全成了裏通外敵的漢奸罪證了。第二種則是對「赤色中國」的傳統恐懼，也就是俗稱的「恐共」了。所以強調「赤色中國」，是因為它提防的範圍有時甚至超越了中國共產黨，遠達中國全境。
有一位堅決反共的朋友知道我也在內地的報刊發表文章之後，就有點驚訝略帶鄙夷地問我「是不是也『轉軚』了」。尤其當他發現主辦那些報刊的報業集團原來都是廣東省委的下屬機構時，他更是訝異，認定他們全是黨的喉舌。「喉舌」？我想起那些努力地在有限的空間底下挖掘更多機會，在每天都會收到「指示」的情形裏艱困開拓前路的內地同行，他們年輕的臉孔，他們的激情，他們的無奈與他們的微笑。「喉舌」？
又有一次，我在一場演講裏介紹內地體制中的改革派與無數在灰色地帶中摸索前行的非政府組織。之後，一位聽眾很不客氣地提出挑戰： 「你說了這麼多，但還是掩蓋不了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中國沒有言論自由沒有結社自由。中國始終還是那個中國。」對，中國的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還是處於嚴重匱乏的狀態，但難道這是那些有心人的責任嗎？你以為他們是在何種處境裏工作？又是為了什麼而工作呢？難道簡單一句「不民主不自由」就能抹煞他們的所有付出嗎？你究竟期望什麼？
對懷抱這種恐懼的人而言，中國政府還是那個全能主義的大政府，其他人無所逃於天地間，全在其籠罩之下。所以一個在報刊裏盡心經營不同意見的編輯始終逃不掉身為喉舌的命運，那幾千名在廈門街頭「和平散步」抗議化工廠污染的市民在這些人眼中究竟還是白費工夫。所以中國還是一團龐大的暗雲，假如我們不能改變它，那至少得自求多福，慎防它的接觸和滲透，彼此之間需要一堵嚴實的防火牆，讓彼此上不去下不來。
再不客氣點說，香港政壇中的一部分人及其支持者有時也感染上了這種「赤色中國」恐懼症。他們一方面以為除去少數被人軟禁甚或身陷囹圄的民運人士之外，中國再也沒有值得支持鼓勵的人了；另一方面則以為理解中國的關鍵詞就是極度簡化的「民主、自由和法治」，視自己為高高在上的判官和導師，無論中國出了任何新聞，一律套上這些關鍵詞就是。於是某市的城管打死人，就一步到位地指出它的終極原因在於沒有民主和法治，中間用不著任何過程分析；要是有人說中國的國勢變強了，就冷笑地暗嘲那有什麼了不起，因為它還是沒有民主和自由。因此，我們便要提防一切來自羅湖以北的東西，不管它是媒體還是什麼；我們永遠都要帶著戒慎的心情去看待所有發生在中國的事情。因為他們是一塊不民主的大機器，而我們是走在民主大道上的先行者。
台灣學者趙剛在前年曾經發表過一篇回應龍應台〈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給胡錦濤先生的公開信〉的文章，題目不大耀眼，叫做〈理解與和解：回應諸批評兼論區域批判知識分子〉。趙教授對龍老師的批評未必公允，但他的文章裏有些觀點值得大段引述供人參考：「當今的中國大陸的確每天都在發生著權錢交易的官商勾結，以招商引資繁榮地方為名，強行對都市郊區的農地進行暴力徵用，也天天都可能在進行犧牲工人階級的賤賣國有企業的陰謀或陽謀。但這些問題都能夠以政治自由主義教科書式的答案來解決嗎？要去面對這些問題，以我去年在中國大陸半年的淺薄經驗，我感受到中國大陸的某些知識分子與「運動人士」，對這些問題通常是較境外的人更焦慮更憂心，但是他們更深刻更在地理解到問題的繁複歷史肌理，以及行動方案的艱難，我覺得他們在困而勉之地、低調地尋找輕微的晃動、微小的縫隙，與些微的正當性，一點一滴地做與思考——這其實和台灣早期的黨外運動在尋求反抗既存體制的方式是類似的。」
反過來看，我們這些明明早已回歸，卻不知何故仍在「境外」的香港人，倒是輕鬆自在。有些人看見維權律師被捕、上訪農民遭到打壓，首先想到的不是他們的艱困處境，然後感佩他們前仆後繼的勇氣與意志，進而尋思自己如何能夠貢獻些微綿薄之力，以助國家的政治開放人權進步。恰恰相反，他們只能在這些血淚斑斑的事跡裏再度找到赤色中國的醜陋罪證，從而對照出香港的法治優越、言論自由，好好自我慶祝一番。問題是，在你終於發現中國始終不變，它的「劣根性」永恆不壞之後，你又能做些什麼呢？是劃好邊界嚴防壁穿，還是渺茫地等待另一場革命的爆發呢？更有意思的是，這些人往往又同時標榜香港的示範作用，覺得我們高人一等，永遠走在歷史的前面，足以為天下法。你既不想和你心目中的赤色中國扯上任何關係，所謂榜樣又該如何樹起？所謂「香港作為一種方法」的歷史功能又該如何發揮呢？還是我們相信只要香港邁上了民主的康莊大道，自然就會神奇地發揮燈塔般的效果，照亮我們心目中保守落後的那一大片晦暗土地呢？
最後，我想談一下那些有機會有能力做點事的人，他們實在該好好把握自己的難得位置。例如那些代表香港的人大跟政協，就算你覺得在北京爭取香港落實真的民主太過為難；你能不能不只是站在港商的角度考慮《勞動合同法》的壞處，也多點為過去10 年來遭到剝削而無力議價維權的內地民工想呢？所謂的「為大局」，所謂的「親中」，難道不就該是抱持這樣的胸懷與視野嗎？
照片為編輯所加: Kent wang
回應
疑惑 + 扯開話題感想 + 冷笑話
疑惑:
《兼奉答各位友人》中太多謙詞和自菲,予我感覺有很強諷刺意味,當然作不排除者正是要諷刺對手(我是否廁身在內?),也可能是我小人之心作祟.若是後者我也認為不必太過,至少對我已有反效果.
那位言及肛門,辱及尊帥者也稱得上是「友人」,未免太嘔心了(雖然大有可能,這是網絡骯髒之處).也恐怕陷其他友人於不義.
突然澄清知識份子和文化人的區別也令我不解.兩者固然不同,但不少文化人如你身兼兩者.若不僅視知識份子為身份,而是志業,那麼知識份子的良心和尊嚴不會因擔任文化人(工作)而變.
扯開話題感想:
首先我想作者即使拒絕北上,在香港依然「撈得掂」,投身內地是為了爭取更多讀者和觀眾(抱歉除了文化評論和牛棚,不清楚其他文化事業),而非出於生活壓力.
其次我現今也待在內地網站居多,但僅限於討論動漫,遊戲,從不敢參與政治討論,只會看戲.在另一篇留言便提到,前天看著一位同情藏民網民遭到無數人圍攻,該帖到第三頁被刪除,但「腦殘」,「小P(屁)孩」等辱罵;呼喚小平同志(鎮壓);不遲不早,偏偏在奧運年搞事,定由外國勢力策動等陰謀論,仍然歷歷在目,感到很不舒服.該網民(帳號)此後很可能遭受針對,歧視.相對於我的可恥,我認為在有限的框架下盡力而為,或許有時不得不折中,但絕對值得肯定.
冷笑話:
最後想到一個不好笑的笑話:只要梁文道成為下一位程翔,有關質疑都會不攻自破.
我就是恐懼──回應梁文道「恐懼中國」一文
梁先生分析恐懼分兩種，第一種是對「外部勢力」的恐懼，這分明是一種稻草人式命題，只是中國方面為了保持其極權統治的虛假藉口，又或是奴才們向主人示忠的醜態，以梁先生精明頭腦怎會看不出來？將大陸官方及奴才們做戲看成真實，然後展開你的恐懼論述。
其實「恐懼中國」一文的重點是第二種恐懼：「赤色中國」。梁先生千言萬語，反覆就是說中國國情已在變化，我已在裡面搵食，有甚麼好怕。當然梁先生沒有說得這麼直接，這也就是所謂「文化人」可惡的地方。
梁先生你說：「我們這些明明早已回歸，卻不知何故仍在『境外』的香港人，倒是輕鬆自在。」
德國作家「湯瑪士．曼」，因為反對納粹政權，流亡海外，被記者問到不能返回祖國時，他擲地有聲答道：「那裡有人權，那裡就是祖國。」香港可貴之處，是她的「境外」身份，不同於中國的特殊國情，也就是我們珍惜的自由與法治，雖然這些已漸有內地化的傾向。
梁先生你說：「有些人看見維權律師被捕、上訪農民遭到打壓，首先想到的不是他們的艱困處境，然後感佩他們前仆後繼的勇氣與意志，進而尋思自己如何能夠貢獻些微綿薄之力，以助國家的政治開放人權進步。恰恰相反，他們只能在這些血淚斑斑的事跡裡再度找到赤色中國的醜陋罪證，從而對照出香港的法治優越、言論自由，好好自我慶祝一番。」
難道維權律師與上訪農民的惡劣處境，不就是赤色中國極權制度下所造成的可悲產物嗎？認為她醜陋，就有錯嗎？至於那本圖文並列，披露上訪者受打壓經歷的書籍《上訪者：中國以法治國下幸存的活化石》﹙明報出版社出版﹚，關於中國如此真實的書，不能在中國內地出版，這不就是香港言論自由的可貴，值得自我慶幸一番的嗎？
投身伺虎，固然可敬，有奶認娘，也就可鄙，在梁先生迂迴論述中，確會令人混淆兩者的分別。大陸民間學者林賢治的《午夜的幽光》考察眾多優秀知識份子之後，批判時下一類的知識份子：「他們屈服於環境誘惑，局限於專業角度考慮問題，喜歡標榜『價值中立』，實際上與權力保持曖昧關係，表面上按照意願做事，其實根據角色所規範限制行動，甚至將奴性內化為本能。」
二○○八年一月十九日廣州《南方周末》在北京舉辦「致敬二○○七——《南方周末》年度盛典」，《炎黃春秋》獲中國媒體最高致敬獎第一名，及後中宣部一個電話出言阻撓，慶幸的是全國媒體評選中，《炎黃春秋》仍是第一名。可是當《炎黃春秋》這幾個大字在熒幕裡打了出來，梁先生你在台上擔任司儀卻沒有念出《炎黃春秋》的名字。﹙詳情見三月份的《明報月刊》﹚，請問梁先生你有為這不公義的事件，說過話嗎？如果沒有，你還能自居甚麼「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如果有，你何以還別有用心，叫我們不要「恐懼中國」？
梁先生你說：「對懷抱這種恐懼的人而言，中國政府還是那個全能主義的大政府，其他人無所逃於天地間。」
「免於恐懼的自由」，是民主社會特色之一，可是在中共統治之下，無遠不屆的極權干預，能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嗎﹙最近西藏血腥鎮壓是最顯著的例子﹚？如果沒有，那麼我們的恐懼，為何要被你冷嘲熱諷，視為對國情了解得不夠成熟？
梁先生你說：「在你終於發現中國始終不變，它的『劣根性』永恆不壞之後，你又能做些什麼呢？是劃好邊界嚴防壁穿，還是渺茫地等待另一場革命的爆發呢？」
不久之前，港台電視節目「傑出華人」訪問余英時教授，他談到長居美國，雖然已從大學退休下來，但根本沒打算回國。原因是他心目中、理想中的文化中國，已經沒有，只存在於他的記憶與文史典籍當中。雖然他一直以英語授課，但堅持用中文寫作論文，對於文化中國的信心與熱愛，他愛的「國」，不是無論是非，奴顏相向，崇洋媚外的某些醜陋中國人可比。
記得魯平訪港，就曾問過：香港人，你們怕甚麼？及後發生六四屠殺慘劇，就是可悲的答案。
儘管八九距今快二十年，大國崛起神話甚囂塵上，但本質上中共的極權統治，沒有絲毫動搖﹙我說的並不是改變﹚，這就是我的恐懼，以及堅決反抗到底的根本原因。
我支持梁文道的取態
按照作者的意思，想必這篇文章是站在知識份子立場來寫的，也是由上一篇文章的回應衍生而來的。
朝雲的留言我能明白，莊子長篇累牘好像只是在說明：對，我很怕，而且怕得很有道理，你不要笑我。
誰不害怕呢？面對極權，面對失去自由。
問題只是，害怕是害怕了，你要怎麼辦？像作者說的「是劃好邊界嚴防壁穿，還是渺茫地等待另一場革命的爆發呢？」而莊子說是要「反抗到底」，不知是反抗什麼？如何反抗？或者，改用「抵抗」會不會更符合莊子的意思。也就是退守一隅，大概也不免落入作者說的「劃好邊界嚴防壁穿」的窠臼。
莊子以余英時為例，恐怕不只是為恐懼尋找權威和後台，而是從根本否定與現在這個中國的關係，遑論對它有什麼義務與承擔，這種取態我也尊重，但我總不能指望這種取態的人再為這個時代或下一代做些什麼，大概也不能指望他能為自己做些什麼了。
我倒覺得朝雲的冷笑話很有意思，作者不過呼召大家脫離對中國非此即彼的解讀，而總有人會說：你幹嘛不去死？你死了就能證明此心可昭日月。世界的可救要靠別人的犧牲來證明，還是那句：很沒出息！
恐懼
有很多種恐懼, 有冷戰式的恐懼, 就是所謂的 "中共" 赤色恐懼; 另一種更深層, 雖緣於冷戰的論述, 但其操作更細膩. 今天看電視, 無綫記者問溫家寶西藏問題: 他們說文化滅絶, 是不是誤解了我們呢? 我還以為自己聽錯... 問題充滿了假設與引導開脫... 甚麼東西令記者放棄了專業和學科知識呢? 有些恐懼是馴化. 而在香港, 冷戰恐共與殖民馴化兩種權力的交錯下, 生產了新的恐懼政治操作.
赤色恐共是對立, 他們面對和認定恐懼的來源; 馴化就是馴獸師與動物的關係, 兩者都恐懼對方, 但前者掌握權力, 後者扮乖; 香港的交錯則更加複雜, 既認定了自己弱勢他者的命運, 壓抑對立, 扮乖等等. 最近又加了國內的和諧政治元素... 要慢慢研究.
初次造访道长的地盘
小弟来自广州，独立媒体网在内地无法访问，只有通过代理服务器翻墙进来。
道长所说“工作重心逐漸北遷”的问题，愚见认为，如果你是拍电影，上电视，或者搞音乐的，为了搵食，无可厚非。但道长若不只是为了搵食而来，你觉得发挥的空间有多大？虽然你可以上凤凰卫视开节目，在内地发表文章，但这些文章有多大成分是经过自我过滤审查，或者被编辑阉割的？如果这般，北遷”的意义何在？你敢越雷池半步吗，又或者小骂大帮忙？
初次造访道长的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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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长所说“工作重心逐漸北遷”的问题，愚见认为，如果你是拍电影，上电视，或者搞音乐的，为了搵食，无可厚非。但道长若不只是为了搵食而来，你觉得发挥的空间有多大？虽然你可以上凤凰卫视开节目，在内地发表文章，但这些文章有多大成分是经过自我过滤审查，或者被编辑阉割的？如果这般，北遷”的意义何在？你敢越雷池半步吗，又或者小骂大帮忙？
最給五分給莊子
把兩個不同的感受（感受困境；感受醜陋）非此即彼的簡化，其實，那底什麼意義呢？
道長論述「（有些人）恰恰相反，他們只能在這些血淚斑斑的事跡裏再度找到赤色中國的醜陋罪證」，這個並不是恐懼中國，因為係感受維權人士的困境（或甚至因新聞封鎖而只能想像維權人士的困境），因而很直接感受到中國的醜陋罪證，兩者不是相違背的，兩者是相輔相成的。
香港北上工作者與台商都有相量多人有這個心態：我去那裡只是賺錢。沒問題，香港係有不少這些人，但不要把這套心態誤診為影響香港的「恐懼中國」。「恐懼中國」與「愛中國」根本是雙生兒。
大家有眼可以看見，台灣最恐懼中國的好明顯係泛藍陣型，泛綠所恐懼的不是恐懼中國而是恐懼亡國。把理論拿去別的地方做檢驗，是最快測試自身所處地偏見的最佳方法。道長的引文把影響香港最主要的力量簡化為「恐懼外在」與「恐懼中國」，這是很明顯的偏見。
「恐懼中國」之問題並不是心態出了問題，第一，中國的「醜陋罪證」仍然不全是政府的罪行，中國人的集體責任是很大的。第二，香港人受英國狗餅教育，自以為現在香港比較中國與台灣清廉與法治，這也不是心態上的「恐懼中國」，而是認知上的錯誤，我看大多數香港人短期都唔可能反省，但係這個錯誤的優越感唔係來自「恐懼中國」，唔係來自佢地認定中國點點點衰，而係中國對香港的影響真係相當壓迫性，香港唔可能維持回歸前十至二十年前的生活（儘管有些「英治好」的認知是幻覺）。
有些人會否定中國對香港有壓迫性，但事實上中國根本無意同香港民意代表交手，只係派一些打手同香港民意代表交手，這個已經唔係民主人權的問題，而係整個壓迫的根源。
民主生命和宿主疫苗對付香港的共產病毒(兼中共)
民主黨第二梯隊 立選學奧巴馬求變 破天荒排首名出戰
(明報) 03月17日
3名全港知名度不高的民主黨黨員，包括甘乃威、胡志偉和張賢登，將於今年9月立法會選舉中「破天荒」在選舉名單中以首名出戰，硬闖立法會。民主黨正計劃替這班「第二梯隊」展開全港宣傳行動，標榜如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奧巴馬的求變精神，以求提高他們的知名度。
包括甘乃威胡志偉張賢登
...
出戰港島的甘乃威指出，今次宣傳行動擬以「民主黨求變」為主題，要令公眾知道他們這班第二梯隊是有能力接班，相信可吸納期望民主黨變革的選民支持，「若因為民調（支持度）較低便不參選，那麼奧巴馬也一早不用選」。
在九龍東獨挑大樑的胡志偉表示，希望這個全港行動能有助將民主黨的年輕面貌兼新面孔讓市民認識，但他承認現時自己名氣不高﹕「現在你出街問人，話知道胡志偉是誰，講都無人信。」有意在新界西參選的張賢登則期望，這個行動可讓市民知道他們是新一代參政人才。
第二天
民建聯蘇錦樑率黨員 赴美觀選戰
(明報) 03月 18日
坊間盛傳民建聯(中共香港地下黨)副主席蘇錦樑（Greg So）有機會加入食物及衛生局出任副局長，Emily昨日見到他，當然即刻走去恭賀他升官發財，不過Greg So非常口密，一律「不予置評」。未入政府，已經懂得打官腔，將來做官相信一定會入型入格。
Greg So昨日見記者，目的是分享他同一眾黨員，包括葛珮帆、陳曼琪、張瑞鋒、陳學鋒、梁嘉銘等一連8天到美國睇總統初選經驗，嘗試學番一招兩式，為今年立法會選舉做準備。他還講，留意到美國做票站調查好普遍，香港其實都可以一樣百花齊放，只要所有進行票站調查機構，保證於選舉後才公布就無問題。Emily就覺得，如果政黨做票站調查，目的是用動員鐵票，調查開支是不是都應該計入選舉經費呢？
民建聯眾子又話，留意到美國總統大熱人選民主黨候選人奧巴馬所用的徽號，係將對手共和黨同自己民主黨徽結合而成，以拉攏所有選票。
廉署查「補選號外」事件
(星島) 03月18日
...
泛民倡禁院校票站調查
另外，會上多名泛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指責，在過去的區議會選舉及其他選舉中，建制派透過不同的「民間組織」進行票站調查，並利用有關資料進行「配票」等競選部署，影響選舉的公平性，要求禁止香港八所大專院校以外的機構從事票站調查，或者立法禁止有關機構在選舉當日，向政黨提交有關票站調查的資料。
林瑞麟(政治打手)強調，在保障學術自由的大前提下，不能禁止一些民間團體進行票站調查，而在目前競選指引中，經已禁止從事票站調查的機構，在選舉結束前發布有關資料，而且各黨派均須遵守有關規例，毋須就有關問題立法。
參考:
病毒
病毒與其他生物的相似在於能夠處理基因，且在感染細胞內，能夠受自然選擇影響而演化。並藉由自組裝進行繁殖，產生許多複製品。
病毒沒有被視為生命基本單位的細胞構造，卻擁有基因。且他們雖然可進行繁殖，卻無法自行代謝，而且需要宿主來幫助其複製與合成。不過細菌中的某些種類，如立克次體與衣原體即使無法在宿主細胞外繁殖，依然歸類為生物。
符合生命定義的生物是經由細胞分裂進行複製，而病毒則是在細胞內進行自發性的組合。
當病毒感染了細胞，病毒的遺傳物質就控制了細胞的功能，以複製更多的病毒，可導致該細胞死亡。在原核生物間傳播的病毒，也稱為「噬菌體」或「吞噬體」。
預防病毒
因為病毒使用了寄主的活動機制，因此它們很難殺滅。現在最積極的預防病毒的方法是接種疫苗。過去，病人通常要求使用對病毒沒有什麼作用的抗生素，這使得細菌產生越來越強的抵抗力。因此在對病人進行治療前應該等待檢驗結果以確定病人的疾病是由病毒引起的還是由細菌引起的。(Wiki)
消極無用
國人習慣唉聲歎氣，要不就是強調現實的不可撼動，不知是要從別人處找到慰解，還是要別人給你向前的信心。我也以為在這個龐大的機器裏，你不會知道你將扮演什麼角色，將被如何操縱，但從另一方面說，大概也估量不到你能發揮什麼作用。努力或許沒有表面可見的效果，但套朋友語：先盡人事，再安天命不遲。消極日久，不免傷己傷人，互勉。這是回廣州朋友的。
我始終認為莊子抓的是末枝，香港人的「恐懼」可以是個課題，即便再合理，我們也不得不面對這個現實：我們或遲或早要處理「中國」。先不談什麼家國承擔，「偏安」心態之不可取，不在於它有什麼道德偏差，而是它的「不可為之」。梁文提到我們心態裏的「示範作用」，如果「香港」這個範疇還能發揮什麼作用，我寄望它不僅僅扮演一個資本累積的技術工人，而是能夠以文化上的前沿姿態出現在國人眼前(如果它真有這樣的能力)，反面說，不怕被現實考驗，不怕受到別樣的衝擊。首先一條，就是不要把意慾這樣做的人說成「投誠」，這很讓人受不了。何必急着做道德審判，尤其是自身站着不動的時候。
問題是
最大的問題是，香港人厭共的情緒已經令很多人失去獨立思考的能力，由於中共的「原罪」，中共做的所有事都是壞的、邪惡的，甚至不相干的問題也給扣上不相干的罪名。相同的一件事，中共做出來叫邪惡卑鄙，其他人做是不得不然。
不亦惑乎！
朝雲君請自重
"最後想到一個不好笑的笑話:只要梁文道成為下一位程翔,有關質疑都會不攻自破"
文友討論，可用這種惡毒的說話呢？這既侮辱了程翔先生，更浪費了你的時間心力和獨立媒體用來討論問題的空間。
回應梁寶
我沒有侮辱程翔.正因為我視程翔為氣節的象徵,所以說笑若梁文道也因此身繫囹圄,那麼大家都會相信梁的品格,消弭懷疑.
我知道這笑話好冷,寫出來時擔心的是得罪梁文道,梁寶的理解反而出乎我意料之外.
由於樓上已有兩位引用我的留言,刪文已經太遲.若再有人認為我太過分,我會立即公開道歉.
Irreparable Damage
鄧兄：
我自問是反中(偽)共兼反華份子一名 - 對不起，我不以為反共反華和「沒有獨立思考能力」有必然關係。
以中共數十年所作所為，由左傾冒進走到今天的右翼反動，多年孽債莫說抵償，草草道歉也沒半句。套點財經東西一用，這「團伙」的信用評級早就掉至垃圾級別，有人信才怪。有些事，大錯已成，公道不償，難道就可以隻眼開隻眼閉？若然，日本人大可理直氣壯地說吃了兩顆原子彈，爛帳一筆勾消。現在的中國政權，姑且不論對外關係；單就國內的歷史而言，已是有虧公義，用高登人的講法是「J數未還」；別人提起要嘛理曲氣壯，要嘛以受害者身份作擋箭牌。政權長期罔顧公義，根本就是自拆牆腳，令信譽破產至無法挽回的田地，怪不得人 - 至少對部分人而言，現中國政權多年來造成的是 irreparable damage；不論是國民還是其他人，也沒有責任替政權找理由文過飾非，更沒有責任 give it credit 以表現「獨立思考能力」。
在我而言，現時的中國政權由左翼走到右翼，不過是由粗放式暴政演化成精緻型微調專政，以壓倒性暴力作後盾維繫政權的大原則未有根本改變；雞場裡，雞籠比以前大，雞糧比以前好，雞毛比以前光鮮，便認為進步可嘉，或許應該反過來說某些朋友是太寬容了吧？時人若以為「小罵/不罵大幫忙，相忍齊心謀國是」便可以成功在望，我只能說章士釗之流，殷鑑不遠。
回應Mr. Con
我想指出的只是，很多事情，往往不必用「中共極權」、「中共無民主」來解釋，兩者甚至沒有直接關係，但卻常給時人用作解釋一切的原因，這種推論不一定錯，因為將事情層層上溯，難免觸及這個問題。但是中間環環相扣的其他問題便因此而失焦甚至隱沒了。
我只覺得，很多事情不必用這種「原罪」來解釋，事情的對錯往往跟這「原罪」無關。例如要說抹黑有錯，那奧巴馬希拉莉之間的抹黑和謝長廷馬英九之間的抹黑頂多只有程度上的差別，而沒有本質上對錯。可惜的是一接觸到類似的議題，時人太慣於以「中國人的民族性」來解釋，而漠視了這根本是人性黑暗面的人部分。
如此，則必然屬於「沒有獨立思考能力」。（所以我不知道閣下的情況，故亦非責難閣下吧。）
獨立的思考能力，應該是環環相扣，互相呼應的吧？？？
覆
1,所有給我意見的人，當然都是友人。若拙作令任何人感到冷嘲熱諷的味道，實非本義，謹此致歉。
2,我不是很能理解何以在內地工作或者於傳媒發表言論就必然要在小駡大幫忙和反抗革命之間二擇其一。無論在港還是在內地，無論是〈一個香港最後一代文化人的告白〉還是〈恐懼中國〉，我最關心的都是行動的可能性的問題。我們常常聽人说中共的本質是不會變的，也許；但是社會是會變的，經濟是會變的，文化是會變的，世界也是會變的；於是中共就不再可能掌控一切，於是行動的可能就開啓了。
3,引述趙剛教授的話，是想指出許多行動雖然只是微調，而非翻天覆地的壯烈革命，但它們卻是艱困處境下的最佳方案。例如華南虎事件，表面看來近乎無聊，其實卻是一次民間和政府間的博奕，是一次對政府責任與誠信的考量。
4,除了港人所熟知的民主與自由問題之外，內地其實還有一連串的疑難值得大家介入，比如和《色戎》有關的民族主義史觀，城管的法理基礎，怒江的水利ユ程乃至於醫療系統的改革；是否討論這些問題就等於為虎作倡。我們都很關心六四的平反，但挖掘和重新界定大躍進、反右和唐山大地震等事件的史實與定位是否就會有損知識份子的氣節呢？鄙人不願多談自己的作為，但我必需坦承，我的確没有公開呼籲過平反六四，也没有高喊打倒一黨專政(只談過一黨專政引致的行政浪費)。然而，前述其它問題的公開爭論我都一一參與過，也因此遇過朝雲君所说的網民圍攻和可以料及的局部封鎖，假如這就是背叛良知和出賣原則，我也無話可說了。
5,没錯，大陸的言論禁區可以誇張得嚇人，不用说西藏的紛亂，內地報刊就連封殺湯唯一事也不能談。但這不表示你没有任何空子可鑽。且以庒子君十分欣賞的《上訪者》一書為例，由於它不大可能在內地出版，所以鄙人就在鳳凰衛視的節目中介紹過它，並展示其中相片，以饗內地觀眾。雖然該集節目後來在廣東省遭到屏閉，但總算能在其它省份接觸到有限的觀眾。然而，這也就是在內地從事傳媒ユ作所必將面對的困境了。
6,由此可見，比起內地的有心人，我等香港人實在太過安全也太過幸運。若不善加利用種種有利條件，起碼鄙人自己會感到於心不安。我常常念及內地諸多抱負不凡處境艱苦的同行，莫非他們的一切作為最終都是徒然甚至獻媚？假如不是，何以一介港人在內地與之並肩，就是大節有損呢？要说真有什麼令我自責的事，那就是在內地隨意發言，卻享受了香港的好處，不用承擔同行的肩上的責任了。
7,關於中國的懼外心理，請恕我不能苟同庒子君的看法，我不以為它只是個稻草人，它其實還是一種範圍遠遠超出當局的社會集體情緒。由於我已在它處多次論及，就不在此贅言了。
8,《南方周末》頒獎禮一事內情本不足為外人道，但庒子君既然提起，且容鄙人略作說明如下：查鄙人本是以年度好書獎評審的身份應邀赴會，但在會前一天才獲通知要兼任主持「救場」，其間亂像可想而知。當日有關《炎黄春秋》的事件，坦白講，鄙人也是事後方才從網絡得知。其實除了《炎黄春秋》，當日因各種理由要臨時變動的東西多不勝數，有的是獲獎者突然來不了，有的是頒獎者在路上堵車，還有的是組委會方面出了點技術性錯誤。臨場之際，鄙人要不斷聽台後提場指示，隨時在主持途中變更手上提詞卡的內容，不只不會有人即時詳細告訴你變動的理由為何，你也根本無暇顧及。没有這類活動經驗的朋友，恐怕很難明白其中的複雜。事發之後，鄙人自有相應方法，只怕庒子君未必知悉也未必理解。
9,鄙人雖品格低下，唯自忖二十年來為五斗米而折腰的事大概也不算多。庒子君用上許多「假惺惺」一類的價值形容和判語，顯然是對鄙人的人格有了相當明確的基本認定。事關動機和心理的研判，不容辯解，鄙人亦多言無益；只好深自反省，引為警誡，並在此謝過。
恐懼「恐中」
我不得不說十分之恐懼「恐中」這個詞語。
沒有人會承認「恐中」的，好像沒有反美人士自稱「恐美」一樣。這是十分之強烈的否定語，其程度只差於「漢奸」。
其先有沒有人故意「恐中」呢？我唔認為世上有這樣的人（包括被指認為反華份子的人），所有人對中國有強烈不滿都會找理由合理化之，這裡的行為已經不算是「恐中」，至少他不會明知無理也要恐下去。
其次有沒有人無意「恐中」呢？這已經不是心態上的差錯，而是認知能力與花費時間的程度問題。我最反對一句說話「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是荒謬的，每個人都有一定的認知侷限與知障，每個人都有一定時間或生活限制，不能對影響世界的大事作出絲毫的調查。這樣會否定他的發言權嗎？當然不能。我們承認他的發言權，我們也必然要承認在缺乏認知能力與花費時間下的無意「恐中」並無不當，因為每個人都必然恐中，恐美，恐同，恐Ｘ，恐恐......。
不要再使這「恐中」這個符號了。
想起冰點與龍應台
1. 冰點找龍應台，為的是觸碰那極限中的極限，為國內拓闊更大的公共空間，結果中共借另一篇文章把冰點封殺，李大同下馬。對某些人而言，這是中共獨裁的表現。但從另一角度，這是內地知識份子，努力突破中央封鎖的一種體現，就是籍著擁有更多自由的華人知識份子，觸碰中共的禁忌，籍以逐點鬆動中共強加的言論自由封鎖。
2. 我想，余英時、龍應台、梁文道、李大同都是愛國的。只是從開拓國內言論自由角度，余英時比不上龍應台和梁文道，後兩者又比不上李大同。
3. 梁文道，你已經盡力觸碰禁忌，何必在乎那些毀譽呢？
4. 湯瑪士．曼說：那裡有人權，那裡就是祖國。阿倫特說：那裡有壓迫，我就站在那裡。兩者都對，只是我更敬仰後者。
5. 冷笑話有何不可？笑的背後可以是淚。淚，可洗滌心靈。
文道的FANS
文道，你好。还记得3月22日，在广州岭南大讲坛，有一个排了三次队，和你合照三次的男孩吗？我还问你为什么离开《头条新闻》。
我是你的忠实FANS，一个21岁的广州大学生。从《网罗天下》到《开卷八分钟》，从《头条新闻》到《文道非常道》我都很喜欢。当然，除了你口若悬河的口才之外，我也很喜欢你睿智而细腻的文字。
你最让我佩服的，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入世态度。有承担，有良心。你是我最欣赏的知识分子，是我的老师。当然，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希望能成为你的朋友。
其实不仅香港的朋友关注大陆人民，其实也有一部分大陆人非常关心香港社会的。并不是只关心娱乐新闻，我就是一个例子。毕竟香港是中国唯一有民主的地方。
有些问题想请教你，你开讲座的那天，我放了一张纸条在桌上，不知你有没有看到。
希望你可以给我发一封E-MAIL。我的邮箱是：5312977@163.com 或 liuyaomin@hotmail.com
我很辛苦突破了网络封锁才上到这个网站的，希望你能百忙之中给我一个回应。
谢谢。永远支持你！
愚人愚見
一個人的心態確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文道兄所說的「香港人心態」，我看來該是一種「社教化」(socialization)的結果，十數年、廿幾年來的所有事情，大家看在眼裡，記在心裡，身邊每個人也在談，也在恐，要變，談何容易？
一直也想回應文道兄，就最原始的命題「一個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白」作丁點直覺回應，我對整個說法有點反感，是因為我們這一整代人給放棄了！狠狠地放棄了！還只是因為整個香港的環境變差，而慢慢失去了繼承前輩智慧的機會。
八十年代出身的社運或文化朋友，或多或少也受火紅年代的影響，而九十年代出身的朋友，又或多或少受八十年代的影響，而我們這些千禧年代出身的朋友呢？也不知該繼承些什麼，環境變了，空間狹隘了，水準低落了，這一代作為青年人，迷失得很。
所以，我認為，我們的當前任務，不只是找一個更好或更差的地方爭取寸進，感染更多香港的青年人站起來，也算是一種當前急務。你我他陸陸續續地選擇放棄，那麼，香港會變成一個怎樣的地方？我們的青年又會變成怎樣呢？
無需為現時的社會大環境而感到沮喪，只要我們仍相信，人們是可以互相感染的話，哪管空間已經狹隘得像條小溝渠，還是有許多方法去互相感染！
我預計，去到某個時候，這一代人也會跑出來作個和文道兄異曲同工的「告白」，因為，我身邊有許多青年朋友，聲稱自己是喝文道兄的奶大。
實在是.......
一個正常人都會恐懼邪教組織，因為他們帶來不可預知的災難.梁生，不如你靜靜的坐下來編寫一本《中國求生手冊》，(唔怕鳳凰衛視炒咗你的話將個臺裡的潛規則也寫入去吧)哈哈，我絕對不是“別有用心”，只是希望你可以做多D有意義嘅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