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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隻眼:齊澤克論民族衝突與階級—兼談討論西藏的困難

齊澤克論民族衝突與階級—兼談討論西藏的困難
[一隻眼]

(原載基層大學http://www.grass-root.org/college/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646)

[一]

1989年後,蘇聯及東歐共產政權相繼倒臺、內戰、民族獨立…令好些中國知識分子思索:中國是下一個嗎?

[二]

來自斯洛文尼亞(前南斯拉夫加盟共和國)的哲學家齊澤克(Slavoj
Zizek)對族群衝突有深刻體會,他說過一個故事。一支探險隊找到原始部落,曾發現神秘舞蹈,引起極大關注。後來另一支探險隊再訪,卻發現舞蹈原來不過是土著為應酬探險隊而編造出來。齊澤克說,西方傳媒及外交界喜談南斯拉夫的「原始種族衝突」,認為在「古老的種族激情」下,「行為的理性法則被懸置了」。齊澤克說,這場「原始種族衝突」實際上是一場按西方眼睛編排的「原始舞蹈」。,「前南斯拉夫的每一個政治行動者的運動,如它們應受指責的那樣,它們所欲達到的目標在總體上是理性的——在其中,惟一的非理性因素,是西方的凝視,他們胡言亂語甚麼『古老的種族激情』。」

對於那些幻想只要中止種族身份,強行建立民主,就可把問題解決,抱有善意的西方調停人,齊澤克更批評他們:從波斯尼亞到肯尼亞的經驗表明,這辦法根本行不通:「這種情況下產生的災難性後果是,主要政治選擇會由形形式式的種族分歧(某種政治導向會被認同於某個種族社區的成員)而決定(或充滿了種族分歧,或帶有種族色彩)。」

一次電視臺播放塞爾維亞人、阿爾巴尼亞人和奧大利反戰主義者的辯論。塞爾維亞人和阿爾巴尼亞人針鋒相對,奧大利反戰主義者懇求兩位敵對者:「噢,不論怎想,請你們都保證不再互相殘殺。」齊澤克說:這時,兩個「官方的」敵對者互相看了對方一眼,顯然迷惑不解,「仿佛是在告訴對方:『這白癡在說甚麼?』」

齊澤克說:「在他們交換眼神的一瞬間,我看到了一線希望:如果那個塞爾維亞人和阿爾巴尼亞人不是在那兒相互爭吵,而是能夠聯合起來把那個愚蠢的反戰主義者揍一頓,那麼,南斯拉夫還是有希望的。」

齊澤克為何如此殘酷?對反戰主義無動於衷?齊澤克說,不是因為反戰主義者不瞭解巴爾幹半島局勢中種族、宗教的複雜性,而是:「他過於認真地相信了一切有關這個地區百年來的種族神話和種族情緒的胡言亂語,沒有意識到塞爾維亞人和阿爾巴尼亞人是在操縱這些神話,而決不是被『捲入』了其中。那個反戰主義者的錯並不在於他的反戰主義,而在於他非政治化的種族主義觀點,認為後南斯拉夫戰爭的根本原因是種族之間的互不容忍,是舊的種族仇恨重新抬頭。」

齊澤克說,西方國家總以為前南斯拉夫正在「自由的資本主義」與「封閉的種族主義」之間作出選擇;實際上,它在「俄羅斯化」。新政權由舊官僚及腐敗新貴組成,他們一邊推動民族主義政策,阻延民主;另一邊則宣稱親西方,爭取西方經濟援助。

齊澤克沒有否定「種族仇恨」存在,也沒有指種族感情(或民族感情)子烏虛有;他否定的是一種本質化、古老、原始民族情緒的存在。齊澤克說,這種民族情緒是透過西方對巴爾幹半島的「凝視」而展開的。對歐洲觀眾而言,南斯拉夫正上演一場「前現代」的格獸鬥。齊澤克說,在南斯拉夫,並不是「原始的種族仇恨」驅動現代的種族仇殺;而是階級,或更清楚的說法:是資本主義或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推動著舊式官僚集團以煽動極端民族主義來化公為私。

[三]

中國又如何呢?

今日市場價值已從新佔據中國意識形態的中心地位。法國社會學家列維(Michael
Lowy)警告,市場競爭的意識形態往往是排他性民族主義出現的背境,因自由主義不像馬克思主義般將社會不平等追溯至生產資料的不公平佔有,而是強調市場汰弱留強,於是被淘汰者便將責任歸咎在直接競爭對手上。像歐美右翼民族主義將本國工人工作崗位的喪失歸咎於少數族裔工人及移民身上,而非歸咎資本主義身上,便反映著這種情況。

現有,中國有為數一億人以上的農民工位處社會底層,得不到工人的身份和保障;而城市居民,尤其是下崗工人,卻認為農民工搶走了他們的利益。近年中國工人抗爭事件不斷,暫未見大規模觸動族群矛盾,是因工業化地區大部份位處沿海漢族地區,但隨著中國資本主義經濟西移進入「少數民族地區」,階級矛盾有可能轉化成民族矛盾。

「民族問題」亦不單單表現在「少數民族」身上。在中國,「民族問題」一般是指「少數民族」問題,但在西方,「中國民族主義」往往是指漢族民族主義。過去,西方自由主義者認為民族主義在後共產主義的蘇聯及東歐復甦,是因為民族主義是落後發展的產物,甚至有認為民族主義不過是前共產主義份子的陰謀。然而,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鮑威爾(Otto
Bauer)在二戰時已警告過,資本主義的不平衡發展才是民族主義運動的溫床。

近年中國漢族沿海地區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也令人想到霍布斯邦對城市中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分析。霍布斯邦認為,西方民族主義運動在歷史上曾扮演變革角色,但這種進步性已經過去。今天,民族主義運動已退化為一種排斥異己的「基本教義運動」。過去,民族主義運動的支持者是(今天已轉向支持國際化的)資產階級;現在支持者則是未能形成團結力量的小資產階級,他們在全球化變動中無所適從,於是訴諸民族主義謀求國家保護(無論是限制外國競爭者,或國內移民勞工)。

霍布斯邦認為,民族主義並非蘇聯及東歐共產主義崩潰的肇事者,而是得益者。美藉俄裔學者卡山洛夫(Anatoly
M
Khazanov)亦認為,蘇聯崩潰時,民族主義急速興起,是藉民族名義爭逐中央集權體制遺下的資源。卡山洛夫說,在西方,民族主義是現代化下人類異化的補償,它提供身份認同及感情寄託;在共產主義集體制度下,人被原子化,而原子化的人格最渴望有集體身份,所以,共產主義越是壓制市民社會,民族主義便越成為一切政治活動及反政府運動的旗幟。鮑威爾更認為,即使自由主義的民族國家,亦不免是中央集權及原子化的個人組成,個人既無法保護及創造自由的集體文化(民族文化便是其中一種形式),也無法抗衡國家。因此,重要是建立一個容許不同民族進行「文化自治」的多民族國家。(註:中國共產主義的民族政策與鮑威爾的“文化自治”的多民族國家概念接近,而與列寧的民族擁有獨立建國權的主張不同;。鮑威爾甚至對建立自治區有保留。詳細参閱:基層大學網頁http://www.grass-root.org/college/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502)

[四]

本文想談西藏,結果都沒有談及,因不想捲入情緒化的爭論。在網頁上看到有關西藏的討論,無論支持那方的,不少都是情緒主導。尤其是,不知是否因為中國沒有新聞自由(這是中國政府活該),許多人都將流亡藏人及西方傳媒的報導,不加區別視為「真實」報導;但我讀過不少研究西藏問題的西方人類學及社會學家的報告,都指流亡藏人及西方傳媒與中國政府一樣,同樣不可相信(一直以來都不可相信),而且雙方看法也不代表大都分藏人。

我不是替中國政府說好話,也不是反對中國各少族民族爭取自治;我關心是如何打開和平對話之門。那些不加思索就呼籲支持西藏獨立的看法我不敢苟同,更怕呼籲者根本不瞭解中國/西藏情況,也未考慮其嚴重結果。

齊澤克曾在斯洛文尼亞獨立後當過政府高職一陣子,但他個人意見是:還是不獨立好。達賴喇嘛不主張西藏獨立,也反對藏人用暴力爭取,多次揚言辭職。今次中國政府在騷亂後針對他,是希望以他個人聲望管束流亡藏人的好戰派,但從今次事件看,達賴似乎也無能為力。令人想起為制止暴力而絕食的甘地…他的失敗,及印度教徒與回教徒之後的大仇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