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這是幾乎完全超出我的知識範圍的小書，因此只能就粗淺的理解做紀錄。閱讀小森、高橋、子安宣邦等人的著作，再加上這一本，很是一條閱讀日本歷史的獨特方法。或許得以供我們反省的是，當代台灣如何構思我們的精神史構成？而又如何反思台灣近代化／現代性？
鶴見在這裡要問的問題是日本現代性如何可能。他要思考的同時是：日本的近代化歷程如何展開？遇到什麼困局？困局造成了什麼後果？而如何思索將來？這是一些看似過於抽高的提問，但卻是鶴見聚焦於二戰時期日本國體與軍國主義之起源，繼之思索日本人精神內涵之所以失敗的源由，從而提問今日／將來現代性如何（再）可能，所引發的一連串足對當代亞洲諸國現代性差異進行有效對話的社會史提問。
本書是課程講談的集合，因此在整理成書後，文本的理論未必嚴謹。然而全書邏輯自成，在思考方式上可能是全新的體驗。
鶴見將一九三一年入侵滿州乃至一九四五二戰戰敗，這傳統上背日本人分為三個時期的戰爭，統合稱為「十五年戰爭」。稱呼法本身也再現了敘事者對於「日本與戰爭」間關係的立場。鶴見要分析十五年戰爭中，日本人「精神狀態」的變化、內涵，但事實上「精神狀態」、當時的「日本國體」，都必須上溯至「鎖國時期」。
「鎖國」使得日本內對外封閉，但部分的外對內力量仍然持續。他的影響是，其一，鎖國造成了一種「自我完整性」；但其二，這「自我完整」暗藏著歷史地生成的「文化」與外來「思維邏輯」之間不自覺的同時備存卻又彼此斷裂（情感層與思考層的斷裂）；三，為日後的明治維新「國體」的起源奠立了道德基礎；四鋪陳了明治以後「現代化」之企圖所內涵的多重精神構造特質。因此，「鎖國」或許也可以說是鶴見「日本近代化、現代性」問題意識的源頭，即意圖促成近代化的「維新」的「國體」來自什麼樣的文化性基礎。而這樣的文化基礎充滿了內在的張力與斷裂，不僅使得「State」成為主導社會意識的強大驅動者，而作為社會精神構造之構成最主要部分的知識份子論述力量，亦在打造「國體」的過程中與一般社會底層人民的精神認知產生差距。是故，我們誠然清晰的發覺了日本軍國主義強大的覆蓋力，和難以釐清的已成為社會內在之一部分的各項細節之來源，但卻可以期待從一般人民身上挖掘「另一種現代性」。
「精神史」毋寧是文化的問題。在打造國體、權力合法性的過程中，由於「國體」被設想為解決日本近代化的方案，因而在處理天皇地位的同時，透過「神道」的儀式性改造，滲入了現代國家。由於邏輯上與情感上的斷裂，使得近代化方案已扭曲的方式，融入了日本上曾菁英對於自身（日本）、他者（外邦）的設想，日本近代化成為廣泛的亞洲近代化的神聖方案，天皇神性沒有被解決，文化傳統沒有被考慮，反而張揚了崇高性。
如果僅是指出「現代國家」與「天皇傳統」扭曲地成為日本近代化過程「軍國主義」的兩個源頭就過於泛犯，然而鶴見提點了「知識份子」的角色（尤其是左翼異常的轉向）竟詭譎的作為統治機器的共謀者，打開了一個縫隙讓我們考察「邏輯思維」與「情感要素」之間需要進一步釐清的關連。前者往往伴隨著線性史觀而與「進步概念」緊密聯繫，但是往往不自覺的，是被設想為與傳統存在斷裂的「現代」其實暗連藕絲；然而「情感」卻又歷史地與社會過程不同時期的養成相關，從而需展開差異的道德、倫理聯繫。如果鶴見成功了替「當代日本國體」挖掘了精神史面向的歷史社會起源，那或許我們該想的反而是「當代台灣民主制」的歷史社會起源？以如是的方法論而言，「軍國神道」與「民主代議」二者皮層上的差別可能掩飾了內裏的高度連續及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