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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救胡佳,胡佳也在救我們

我們救胡佳,胡佳也在救我們
--談和解之美

文/翟明磊

小孩3
圖片說明:胡佳與金燕的孩子胡謙慈向大家問好,我們今天會有什麼樣的智慧留給這個孩子?

金燕有話要說

胡佳的妻子曾金燕認為:“在賴斯向胡錦濤提出關注胡佳等人權案件後,國務院官員對賴斯稱:中國人不會因為言論自由而被抓,不會因為反對奧運的言論而抓人,甚至,中國人對警察說一百遍要民主不要奧運也不會被抓起來。——如果真是這樣,胡佳就應當釋放,因為胡佳近三年一直在軟禁中,根本不可能做什麼行動,只能是因為言論而惹禍。而且警察給我看的所謂罪證都是胡佳在博迅上發表的言論。胡佳應當釋放,否則中國政府的說法是矛盾的。”

我同意金燕的說法,應當釋放胡佳,否則中國政府的說法不僅是矛盾的,還是“偽善”的。

聽說三月十八日上午胡佳案將開庭,心思沉重,胡佳案陷入僵局,北京公安綁架滕彪是為了讓他禁口,讓所有人禁口,我明白此中險惡異常。但我仍要發出自己最後的和解呼吁。

此時此刻,我的心中澄明,滿懷謙卑,對所有人深感敬意。

願上蒼賜與我力量!

不合算的買賣

那些亂批藥號三年達一萬個(醫藥力量最強的美國一年批藥號一百個)的官員們沒有被抓起來,因雪災倒伏一萬根電線杆許多發現沒有鋼筋的電力系統的官員沒有抓起來,而胡佳這一個比任何人都關心其它人命運的熱血年輕人卻坐在牢房裡。天下還有這等黑白顛倒之事嗎?

在胡佳案中,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表現出驚人的理性與寬容,相反北京公安進退失據。首先是非法手段破門入室,然後是軟禁律師,軟禁胡佳家人,然後置民意於不顧。如果把政府比成一個公司,那個這個公司的股本金就是民心,現在一萬五千人在網上簽名要求釋放胡佳,如果以這些人一人影響十個家人與朋友計,加上看過<<自由城囚徒>>不難做出判斷的三萬人計,抓胡佳的賣買實在不合算,抓了一人,至少損失十八萬民心。而且這十八萬人大多是精英,公共知識分子,老百姓中的熱心人,職業人士。

在奧運前多事之秋,因小失大,可謂不智,有一位外國記者評價:抓胡佳是中國政府開槍打了自己的腳。

因為胡佳是民眾之友,抓胡佳不僅讓知識分子寒心,更讓社會大眾揪心,隨著胡佳案為更多的人知道,這筆不合算的賣買應當止血拋盤了。

讓中國勝利

我不願看到政府勝利,政府勝利無非是重判胡佳,因此失去國內外的道義力量,我會為我們的政府感到羞恥。我也不願看到胡佳勝利,胡佳勝利又會讓政府感到管治危機,覺得鎮不住。

我願看到中國勝利!

而中國勝利唯一之途是雙方和解。政府立即釋放胡佳,現在不釋放胡佳,僅僅是個面子問題了。但面子沒有裡子重要。政府將一個無罪的公民關在獄中,不僅會失掉面子也會失掉裡子。何況國內外這麼多上至達官下到平民的呼吁,不賣這些人面子,得罪多少人,強撐自己面子,不會自知無趣嗎?胡佳則應放低自己的道德姿態,這個社會越來越多元與多維,簡單指責官員沒有良心不僅解決不了問題,也會加重問題簡單化傾向。我們也知道民主與科學是不可阻擋的潮流,現在胡佳所揭發的問題在一個長歷史的維度中是多年的積累多年的改革滯後造成的,怎可以簡單指責二個公安局長,這也是好人的妖魔化對方的衝動。

請放棄兩元判斷,胡佳與政府何嘗不是一體的,只是在一個社會中,政府特別是公安往往傾向於保守,試想一個人的重心如果不穩會是如何?但民間的媒體與維權者往往傾向於改革,這兩種力量好比人體中的陰與陽,是互為作用,沒有陰就沒有陽,力量平衡才有社會正常生態,胡佳的呼聲讓他似乎獲得道義勇士的稱號,但心有大眾的胡佳更應當放下這些,細究來龍去脈。

多維與多元的判斷才是這個現代社會的根本,如果雙方暫置道德與公義的道德維度於一邊相信會找到更多的共同點。

“叛國”的愛國者

我們這個民族還有沒有正視現實的勇氣,我相信有,不僅在政府身上,也在胡佳身上,更在我們身上。一個朋友發短信給我:“不要以為我們在救胡佳,胡佳也在救我們。”胡佳對母親曾說過:“為了這個國家,我不流血,誰流血,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胡佳救的是我們全體,一個因財富增長但又沒有恢復文明敏感度的民族。

人性的麻木,腐壞,抓一個胡佳就休了嗎,制度的落後,抓一個胡佳就解決了嗎,胡佳不過是一件小事而已啊,重要的是驚醒,變革,世界在變,我們可以關起國門嗎,抓一個胡佳全世界都知道了,全世界都在管閑事,干涉我國內政嗎?

要知道因為盧旺達種族屠殺事件,國際的規則已經變化,那是1994年,當西方的民眾在電視上目睹大屠殺發生時,他們的國家因為稱這是別國內政而不干涉,最後受到自己國民的指責,從此以後國際規則有了變化,所以現在聯合國與國際通過一系列人權決議形成了人權高於主權的共識,也產生了一些國家因為屠殺問題得以理直氣壯地引用國際公約交涉別國內部事務。(解釋請看本人《世界給了他自由的喉嚨》一文)如果我們不顧人類文明已經達成的高度,單純以內政自保,實在是落後心態。世界已經不是你可以關起門修理國民的世界了。

因此北京公安以此來指責胡佳叛國裡通外國的說法完全站不住腳。胡佳向國際報告人權狀況是國際法與國際認可的正當程序。

接受外國記者采訪,發表攻擊政府的言論,這能成為罪名嗎?思想與言論無罪是現代政府與社會的基本准則,言論只能用言論來平衡,思想只能用思想來鬥爭,又有警察何事?何況胡佳一沒有說國家機密,二沒有說軍事情報,何罪之有乎?

我們有共同的心願

我想最根本的是政府壓制反對者言論是為了“更好”地開奧運會,而不是開奧運會為的是壓制言論,本末是非常清楚的,那麼雙方就有很好的共同點,因為胡佳並不反對奧運,只是借奧運來說人權的事,結果雙方都沒達到目的,事情越來越僵,國際非議越來越大,對誰都沒好處。既然壓制言論無法開好奧運,那可以試試其它的方式嗎,因為我們的目標是開好奧運。而胡佳的這種人權施壓方式明顯惹惱了政府為什麼不將人權放長遠來爭取,而避免在奧運間通盤解決呢?

開好奧運是不動的參數,其它都可靈活變動,如果雙方能統一在這一點上共識就可達成。

理性是基礎,和解會產生一種更有力的政治生命,破局,給與雙方一種新的榮光,彼此滲透智慧,這就是和解之美。

人們說不可能是和解,除了迫害,除了犧牲沒有別的,是的,迫害與犧牲都是容易的。一次次循環,沒有一點新意。如果連我們想像力都失去了,當然沒有和解可言。和解應當成為雙方共同的想像力。

緬甸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昂山素姬說過:“我認為佛教經典中沒有一個詞是惡魔的意思。我們會說病態,會說無知,會說貪婪,但我們不說惡魔,只有愚蠢。”胡佳是佛教徒,我想他應當認同。政府是一個個人組成的,不合理的制度是人性的弊端造成的,但每個人可以緩和制度的不合理性。

我一直困惑,那些痛打胡佳,陳光誠,鄭恩寵的人和這些維權者並不相識,無緣無故,為何這般痛恨,直到我看了戴維麥爾斯所著《社會心理學》才明白,這是良知的另一種表現。人有肯定自己的行動的傾向,而行動也會改變人的心理,當政府雇來的打手受令打維權者,他必須在心裡醜化,妖魔化對方,才能讓自己在心理上承受自己的暴行,這是良知的另一種變態。而通過暴打,他潛意志中更加妖魔化對方,獲得平衡,久之仇恨就形成了。

但願這些打手,因為這種變態的良知發現真正的良知。

所以專制者往往用逼你沉默來讓你參與他的思想中,因為沉默本身就會改變你的心理,會讓你找到借口,變得更麻木。首先用恐懼與收買讓你加入他的行動,而讓你的心態與之趨同,深得心理學妙法。

種種矛盾的積壓讓我們把胡佳送上祭壇,但是胡佳因此而得救,我們則不能得救,而成為良心的虧欠者。

年三十的晚上,我不知道你是怎麼想的,我看著春晚假大空的節目,想起胡佳與金燕一個人在牢裡另一個在家中,一句話湧上我心頭:“今夜,中國鎖住了自己的良心。”

所有的人都知道胡佳是冤枉的卻聽任他坐在牢中,這個國家真的病了,得了空心病。

他是中國的良心

這麼多朋友的回憶讓我更理解胡佳了,僅舉一例,現在我對胡佳的呼吁一開始是出於朋友的本心,誰都不想自己一個善良的友人坐在監獄中,可是隨著越來越多的朋友,義士們的聲援與回憶,人們對胡佳的認識越來越清晰。滕彪先生的《胡佳的大愛與大勇》一文,可以說是最接近胡佳的一文。別的不說,我僅說一例,天津有一位女盲人,正在街頭每天在寒風中向人們講述胡佳的故事,籌集簽名,各界人士包括政府的公務員紛紛簽名。原來,這位女盲人在維權時,遭到有關部門封閉,與下肢癱瘓的丈夫二天二夜沒有吃東西,幾乎要餓死。是胡佳單人驅車,衝進包圍,運來一車方便面與牛奶救了她。這樣的事胡佳做了何止成百上千,從未對朋友說過。

人很奇怪,對自己熟悉的人,親近的人會起幫助的念頭,遠的人,不知道的人則會冷淡,胡佳卻不,每一個不公正的事在他心中泛起的波瀾是一樣的。這是極度敏感的人心,這是菩薩道的表現。胡佳幫助的人大部分都是普通的百姓,不會給胡佳帶來任何名聲與利益。

因此,我越來越認識到,胡佳是普通人,也會犯許多普通人的毛病,言論不免情緒,但在一些方面,他的確是超越了他的年紀與肉身。因此胡佳不屬於朋友,而是公眾之友,我的痛惜也並不減少或增加他的榮光。

和解四要素

所以我們都應當是和解的促進者,也許我們的確給了胡佳不公正待遇,但我們能反思並中止行動,而胡佳也會寬容你,因為他的事是為公眾而作,你們對他懲罰已足夠了。只要大家一起用心在改善我們法治的現狀,胡佳會寬恕你們200多天的非法軟禁,四十多天的失蹤事件,剝奪一個新父親和嬰兒在一起權利的傷害,他還會寬恕你們對他妻子的軟禁,寬恕無數次的毆打無數次的污辱,用寬恕解開彼此心底的魔吧。胡佳你最終的勝利並不是出獄而是經歷了種種非難後仍保存一顆赤子的心,變得更寬容,讓你的憤怒更至無上的慈悲。

這些你的朋友們都無法做到,如果有你的種種遭遇,仇恨肯定在我們心中發芽,但是你必須做到寬恕,這樣才有和解。愛你的敵人吧!

和解四要素:一,我們在歷史與政治文化面前是渺小的,這已不是英雄的時代,歷史的巨大的改變非一人之力只有合力而為,胡佳只是一個熱血的年青人。這些渺小的人為什麼一定是分屬二支勢不兩立的隊伍呢,我們爭鬥的是什麼,是民主嗎是人權嗎,我們爭鬥的其實是解決相同問題的辦法與途徑而已。

我們的角度也許差異很大,但我們不應當是互相往相反的方向而動,用我們的角度保持張力,讓力相互牽動,這是一位公安與我喝茶時談及的智慧。

二,我們必須是謙卑的,誰又能是道德的英雄,誰又是卑小的混蛋呢,如果一個好人有著傲慢何嘗不種下惡因,單純用道德要求別人,同樣可能犯道德理想國的毛病,當一個道德的人將自己道德擴大是惡的開始。

三,我們都是過日子的人,我們是日常的,我們都不是為了一個主義為了一個理想而願犧牲自己的,主義與理想是空的,解決問題才是真的,那麼可以一步步談,一步步協商。道在日常中。而社會進步也在日常中。胡佳並不是為了建立另一個國家,為了實現什麼主義,而是要求改進統治,他是一個日常的人,不是為烈士准備的,政府呢,這麼多年的統治也應當明白問題叢生,政治制度千窗百孔,並不具什麼什麼優越性,種種症狀已暴露無疑。從河南艾滋血禍,薩斯,到雪災,還不驚醒嗎?

四,雖然我們是渺小的但並不意味著在歷史面前無所作為,每一個普通的人都可以在歷史循環中不再隨波逐流,而有所創造,這是對正義心懷恐懼的謙卑舉動,一個警察你可以在職權範圍內善待胡佳,一個網友可以在寒冬中潛伏二十四小時最終送遞上奶粉,一個志願者建起了金燕廣播電台,一個普通的李儷洋繼續金燕的聲音,而一個國家主席也可以放棄無所舉動而切實關心一下一個好人……等著別國領導人來提醒您一個公民不公正待遇,您不感到可悲與羞愧嗎?你也是一個父親,也是一個兒子,能體會胡佳的心嗎?

胡佳案能不能走出新路,我並不悲觀,因為我的樂觀是在對人性悲觀上,人就是這樣一種動物。他有各種毛病與偏狹,但人是有理性的,特別是雙方意識到對方的理性時,談判就有了可能。

因海內外反映後,政府明顯傾向理性,在辦案方式上做了改進,對家屬與朋友的請求也慢慢有回應,釋放齊志勇,這是值得肯定的,也是理性的表現。現在金燕能在交涉後帶孩子打疫苗,下樓走動曬到太陽。金燕可接受外界聯系。案件將會公開開庭審理,請不要小看這些改進,我相信這是同情心的復蘇,也是和解的基礎。我相信雖有滕彪被綁架的無理性事件,最終理性戰勝瘋狂!

有人說:你談和解是奴隸與奴隸主商量。其實這個時代,誰又是奴隸,誰又是奴隸主,所謂的奴隸主何尚不是奴隸。他們是觀念的奴隸,是歷史因循的奴隸,我們有恐懼,他們也有害怕,所以在一個光榮的時代,步步自封無所作為。和解比決鬥需要更大的勇氣,對於胡佳,坐牢並不需要太多的勇氣,他已坐好准備。而和解則需要他鼓足勇氣釋放慈悲。同樣對於政府,重判只需要憋足一口氣,維持面子。而和解則需要更多的智慧。在大歷史眼光中,惡果可種善因,善因也會成惡果。胡佳坐牢,最根本的後果是社會的斷裂,更多的年青人失去對政府的信任,社會的有機性被破壞。這一惡果也許會成善因,只是需要更多的動蕩與蒼生不幸。如果斷裂,我將毫不猶豫地站在胡佳,滕彪這一邊。而真正的和解,我們則在開啟一個未來,真正調動群智的未來。

中國人第一次參加奧運抱了零蛋回來,東亞病夫的污辱在幾代人的心中,如今我們富了我們強了我們開得起奧運了!但要讓別的文明看得起我們,不在高樓不在汽車不在大一統的天下太平,而在於我們是否是一個文明人,是否對他人的苦難能感同身受,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否有一個美麗的心靈,在山河中敏感,在歷史中慨嘆,悲天:我們有所敬畏,憫人:同胞的血濃於水,因為我們有一個名字:中國人,這是用千年的苦難哭出來喊出來的聲音!如今我們在歡笑,但一人向隅而泣,又何來歡樂可言!

聽聽老改革者的建議

金燕表明她贊同我在《仁者之怒》中的建議:和解。但真正的和解是建立在雙方勢力基礎上的也是建立在雙方心理基礎上的,讓胡佳不參與維權是不可能的,追求公義是他的生命,與坐牢的代價比更願意坐牢。他也不願成為外交人質,他並不是一個搞政治的人,更不願意自己被物化。黨內的民主元老杜光老先生最近發表的文章《關於促進社會全面和解的建議》,呼吁和解。他寫道:“解除對某些公民的監視,盯梢,跟蹤,如維權律師,上訪代表,天安門母親,家庭教會人士,持不同政見者。撤銷對他們自由權利的剝奪,把警力,財力用到真正對社會安全構成威脅的事件上。應當肯定,這些人都是守法公民,有的是真正的愛國者,是維護社會公正,促進社會和諧的積極力量,有些人僅僅是為了保衛自己的權利,要求討回公道,而公安部門卻總是把他們看成威脅國家安全的危險分子。是非黑白,如此顛倒。既破壞了社會和諧,也進一步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威信。……應當從根本上扭轉指導思想上以友為敵的錯誤觀念以理解代替敵視,以寬容和解取代暴力鎮壓,……對造成不良影響的某些官吏進行適當的合理處置,以息民怨,以平民憤。”

黨內平反冤案的號手,人民日報前社長胡績偉認為:奧運前不僅不應當抓人,還應特赦,成為融合各勢力的手段。

當年勇敢地為下台的改革者胡耀邦抱不平的習仲勛,這個改革的習老勇士因此受不公待遇,郁郁而終仍不放棄改革的理想,我們不會比老一輩更少勇氣吧。

蛇口的改革者袁庚跟我說過:“絕不能再把一個年輕人的政治生命當作用過的例假條說扔就扔”,他還說:“我們這一代對不起你們,留下了太多的難題給你們。”

如果一個政權以改革為自己未來的道路,那麼一定要聽那些真正改革者的建議。

胡佳案能走出新路嗎,不用祈禱上帝,在於正在讀此文的你。

一個老漢抓著一只小鳥問一個孩子,你說這只鳥是死的,還是活的,孩子回答:死活在你手裡。

文章出自:壹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