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某個非正式的統計，社會學系是大學裏基督徒「傷亡率」最高的學系。筆者並不完全認同這個講法，至今仍然相信一個虔誠的基督徒是有可能成為出色的社會學家。可是做了多年基督，花了不少時間，亦自修研習社會科學，筆者不得不承認要在基督徒圏子中堅持自己的學術良心，著實有不少難度。
韋伯 (Max Weber) 在其《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s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中，闡明了新教倫理如何影響近代資本主義的價值觀。有不少基督徒假韋伯之名，聲言「沒有基督教就沒有資本主義」，甚至甘於成為資本主義建制的護教士。有人竟能如此侮辱社會學之父的理論，直教筆者目定口呆。在美國大選後，有朋友主張為了維護家庭價值，把布殊這類右派捧上台也沒有甚麼所謂。近日九千八百位基督徒聯署反對反岐視同性變法案，竟在聲明中明言社會不可避免地會有不平等，政府不應干預云云。筆者自問擁護家庭價值，於性倫理議題上亦傾向保守，但這種為求目的、不惜一切的盲目右傾亦教筆者不寒而慄！原來在今時今日做基督徒，單是追隨耶穌原來並不足夠：我們還得要做海耶克 (F. A. Hayek) 的門徒！
正當筆者與其他基督徒的關係陷入低潮之際，筆者無意中於維基百科 (Wikipedia) 中找到關於貴格派 (Quakers，正名為公誼會 Religious Society of Friends) 的資料。原來這個只曾在歷史書中見過的小宗派至今仍然活躍，其古老的信仰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世代，仍舊能作出有力的批判。
為窮人請命的伍克文
誠然，貴格派在資本主義的興起中曾擔當過重要的角色。在《新教倫理》一書中，韋伯便指出貴格派曾透過其關於屬靈經歷的教導，強化由改革宗流傳下來的工作倫理。而貴格派信徒講求信用，做生意時明碼實價的作風，在某程度上促成了近代資本主義講求程序理性的官僚制度。
可是，倘若我們因此將貴格派定性為親資本主義的宗教，那未免失諸以偏慨全。在歷史上貴格派曾發起過不少爭取社會平等的社會運動，這對資本主義或多或少會有一些批判。到了近代，貴格派在紐約及日內瓦設有辦事處，専責在國際會議上為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受害者仗義執言。
當改革宗的基督徒為了證明自己蒙神揀選，而不斷的將收益再投資之際，有一位貴格派的領袖卻反其道而行。他不單不將生意上收益視為上帝祝褔的證據，反視之為屬靈生活的阻礙。他甚至結束自己「過份成功」的生意，改以彈性較高的裁縫工過僅足糊口的生活。他的名字叫做約翰‧伍克文 (John Woolman)。
伍克文是十八世紀美國貴格派的領袖，是當時廢奴運動的先鋒。他同時也是一位反戰主義者，挺身而出反對當時的英法戰爭，並號召貴格派以公民抗命的方式拒交與戰爭有闗的稅款。歐洲人對印第安人的壓制亦為伍克文抨擊的對象，伍氏甚至曾計劃赴印第安人的地區作和平之旅。伍克文追求社會公義的理想，其根據可見於其名作：《為窮人請命》(A Plea for the Poor)。
私有產權的虛妄
伍克文是一位自學成材的才子，並沒有受過大學教育。他大概沒有聽過古典經濟學的理論。而作為十八世紀中葉的人，他亦不可能會聽過馬克斯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伍氏只是憑着敏銳的觀察能力及宗教上的信念，在《為窮人請命》一文中將矛頭直指資本主義的核心信念：私有產權。
伍克文在《為》文中，提及到舊約聖經中禧年的教導（見利未記 25:23）：以色列人並不能夠「買斷」他人的田產。在五十年一度的禧年，所有田產均必須原壁歸趙。天地萬物都是上帝的產業，是上帝對人類的思賜。換句話說，人類只是上帝資產的管家，所謂的應有產權只應是管理權，而不是擁有權。人類應該以上帝的智慧管理上帝交託矛他的財產，而不應以一己之私利左右其理財方針。以世俗的話來說，私有產業本身亦為公眾資產的一部份。筆者在此舉一個近代例子：一個私人企業大規模的裁員，縱然這是私對其財產所作的「商業決定」，這種行徑仍然不能被視為道德的。私人企業的決定並不純是私人的，私人的決定並不應違背公眾的利益，亦不能逃避其社會責任。
伍克文認為，對私人財產持自私自利的看法，對基督徒來說是與拜偶像同等的罪。而隨着私人財富的建立，隨之而來的就是權力。由財富而來的權力會造成對人民的壓制，而這種壓制往往以公義之名來進行。而不同人仕對財富的渴求，亦會帶來種種權力鬥爭。伍克文認為，這種對私有產權的膜拜正正就是戰爭的起源。倘若我們認清戰爭所帶來的禍害，我們就必須反思私有產權的信念，省察到個人對私產的自私慾念正是社會邪惡的根源。
反對對無產者的剝削
伍克文勸喻我們反思產權 (Right) 的真正意義。伍氏指出，「產權」一詞原是指對財產公義地 (Righteously) 作公平的分配。只是後來的人憑着一己之私分配財富，令財富集中於少數人的身上。伍克文認為，我們必需反思產權的定義，讓產權的性質走回正確的方向。
伍氏認為資產權擁有者對奢華生活的追求，只會造成對無產者的剝削。資產家對物質生活的追求，正正為無產者帶來不必要的奴役。古典（及新古典）經濟學家會認為資產者的奢侈消費會為無產者帶來就業機會，對社會只有百利而無一害。滴漏理論的支持者更掦言「資產家好，無產者好」，資產階級的利益必能令整個社會受惠。伍克文的回應是：為何不干脆把侈消費用來綢濟窮人？筆者在此舉一個現代的例子：埃塞俄比亞的農民原本能自給自足，可是他們卻要因應西方市場的要求而轉種咖啡。他們對西方人飯後飲料所作的付出，卻令他們沒有足夠的金錢購置糧食，生活質素反而下降。
誠然，低下階層並不是完美的，反而是滿載缺點。伍克文便察覺到無產者中有嚴重的酗酒問題。像當時的清教徒一樣，伍克文視酒為一種罪惡。可是伍氏並不像清教徒那樣，將酗酒視為個人操守的問題。伍氏深深感受到無產者所受的勞役，明白到他們需倚靠罪中之樂以逃避現實中的痛苦。資產階級並無怪罪受害者的資格，他們本身正是罪孽更為深重的一群。社會私德的墜落，資產階層難辭其咎。伍克文這一份悲天憫人的心腸，恐怕非極右派基督徒所能明白。
費邊主義的前奏
像馬克斯一樣，伍克文毫不留情的對資本主義的核心價值作出批判。可是，伍氏並沒有像馬克斯那般鼓吹暴力革命。這很可能是因為伍克文是貴格派和平聲明 (Testimony of Peace) 的恪守者。
在追求公義的實踐上，伍克文傾向以和平的方法進行遊說。他以耶穌「財主進天國，比駱駝穿過針眼還要困難」（馬可褔音10:25）的教導，勸勉眾人要易地以處地顧及窮人的需要，好像以色列人要顧念曾在埃及為奴的日子（出埃及記23:9）那般。伍氏不辭勞苦的巡迴美國佈道，並在佈道運動中勸勉他人要憐恤窮人及奴隸。除此以外，在英法戰爭中他亦曾發起過拒絕納稅的公民抗命。伍克文亦探用以生活影響政治的方式追尋公義：比如他基於染布坊奴役黑奴的惡行，而在1761年起拒絕再穿染色衣服。
後來在英國興起的費邊主義 (Fabianism) 在某程度上受到伍克文思想的影響。費邊社 (Fabian Society) 的創辦人之一愛德華‧皮斯 (Edward R. Peave) 正是出身於貴格派的家庭。在1897年，費邊社在英國派發伍氏的《為》文。伍克文以和平手段爭取平等的作風，影響了費邊社的政治取向，令他們持以和平及民主的手段促成社會主義的誔生。
縱然伍克文是十八世紀的人，其文字風格相當古雅。可是他對社會公義的看法至今仍未顯得過時，其批判在全球化的社會中仍能及人深省。虔誠的基督徒不需，亦不應走極右派的路線。伍克文對弱勢社群的憐憫心腸，是現代人在靈性追求上不能忽視的。
進深閱讀：
Woolman, J., Edited by Moulton, P., The
Journal and Major Essays of John Woolman (Richmond, Indiana: Friends United
Press, 1989)
Hong Kong Quaker Meeting: http://hkquaker.blogspot.com/
From ROUNDTABLE E-journal No.47A
http://www.youthroundtable.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