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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六四故事]周保松:永不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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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保松

(作者按:這篇文章寫於一九九九年六月三日,六四十周年前夕。那年我在倫敦,第一次不能出席維園的燭光晚會。現在已是另一世紀。多年來,我一直問自己一個問題:如果沒有六四,我一己的生命軌跡會否有所不同?一直沒有確切答案。文章一直擱著,未發表過,此刻拿出來,重讀,心事難言。倒是悼念的心,一直沒變。)

昨晚深夜偶然在英國廣播電台電視看到一套九一年的舊電影,片名叫《永不忘記》(Never Forget)。故事情節是這樣:男主人翁是一位六十多歲的猶太人,一九四四年時與父母兄妹一同被納粹德軍抓進奧茲維斯(Auschwitz)集中營,翌日便親眼目睹他的媽媽及妹妹被送進煤氣室,其後父兄又被勞役而死。他僥倖免於難,孑然一身移居美國,娶了一位年輕的美國太太,生了幾個孩子,有了自己的小生意,生活理應平靜而幸福。

但和其他倖存者不同,他沒有自此避世,卻一手一腳搞了個小型博物館,搜集了很多當年集中營的證據:刑具、相片、服裝等等,供人參觀,尤其是年輕一代。他生活的重心便是一次又一次向不同的陌生人重述當年的歷史。但美國的反猶太人組織勢力龐大,有歷史學家、律師、國會議員等,他們更成立了一所謂「歷史研究中心」,披學術之外衣,不斷向外界宣稱,納粹殺害數百萬猶太人的歷史是一個大謊言,根本沒有集中營,沒有煤氣室。一切都是醜陋的猶太人編的謊話。有些年青人信以為真,甚至跑去詰難這位善良的老先生。

一天,這位老先生收到該歷史研究中心的一封信,聲稱如果他能證明當年集中營確實死過人,他便可得五千美元獎金,更會將調查公諸於眾云云。天下真有如此荒謬事,老先生氣得寢食難安。但他面對一兩難:如果他不覆信,便等於默認他們的說法為真,默認親身經歷的歷史只是一自欺欺人的幻覺。但如果答應接受挑戰,對方勢力龐大,而且不擇手段,後果堪虞。老人家於是主動聯絡全美不同猶太組織,尋求協助。誰知所有組織都一口拒絕了他的請求,理由是既然大家都知道這是事實,何必與這些屠狗輩糾纏。沒說出來的原因是:這些人惹不起!

老先生是倔性子,路愈難行愈要行,偏要一個人豁出去,還歷史一個真相。於是他找來一位律師朋友,覆信說願意接受挑戰。誰知該歷史中心見老人來真的,倒心虛了,過了一個月都沒有回覆。於是老人和律師便根據美國法例,入稟法院,控告他們毀約。一場官司由是展開。去到最後一幕,老人在法院作供,法官問他為何要如此苦苦堅持。老人家強忍眼淚,挺直腰板,堅定的告訴所有人,當年他父親臨死時,要他作了一個承諾,如果能夠生出集中營,一定要為這場歷史的大災難作見證,讓後人知道,人類歷史曾有過這樣苦難的一頁。反猶太組織意圖扭曲竄改歷史,睜大眼睛說大話,不僅侮辱他本人,侮辱那些在集中營死去的及仍倖存的猶太人,更侮辱他們的下一代,剝奪他們知的權利。結果,老人勝訴!

看完這套電影,心有惻惻,但又覺情節有點誇張。但轉念一想,卻不覺冷汗直冒,香港今日的情況與戲中情節何其相似?!十年前的今日,我們在電視機前,看著坦克車碾過長安大街,碾過天安門,看著醫院內堆積的屍體,看著哭泣的人群,我們相信歷史的真實不會變,也不可能會變。人的記憶或會淡忘,傷口或會漸愈,但發生過的歷史卻永遠是歷史,這歷史是:中國政府確確實實動用軍隊,殺害了很多行使憲法所賦與的權利,參與和平集會示威的學生與北京市民。無論我們對這場民主運動有怎樣的價值判斷,對某些學運領袖的言行多麼失望,卻都無法改變這一事實。一旦承認這事實,中國政府便犯了道德及法律上的大錯。如果我們相信人人平等,相信人人享有同等生存的尊嚴,相信人人應該有表達意見的基本的普遍權利,那麼當年決定鎮壓的中國領導人及軍方領袖便得承擔責任:承擔謀殺的責任。至於死一人或死十人或一千人,從道德的觀點看,只有量上的分別,沒有質上的分別。

哲學家康德說過,一旦有人犯了謀殺罪,犯罪者唯有死,因為沒有任何其他的替代能滿足正義的要求。康德甚至強調,即使一公民社會最後在全體市民的同意下解體,監獄中最後一個殺人犯也必須先被處決。1 康德並不是嚐殺狂,他只是強調如果人人均是自由平等的道德個體,這是還死者以公道的唯一辦法。沒有人可以因為權位、出身、種族等差異而可享有不同的對待。

我一直相信這是很簡單的道理,清晰而明暸。但今日的香港,很多立法局議員,人大代表卻告訴我們,六四事件是一個陰謀,是一個美國政府圖謀顛覆中國政府的大陰謀。因此,學生被人利用,中國政府不得不運用武力鎮壓學生。這是一個很聰明的轉移視線的做法,對於六四的討論,便由中國政府應否負責,轉移到美國政府有否介入事件的永遠無答案的糾纏中去。(除非美國政府自己承認,否則便大可自編自導,任意想像。而美國政府當然是不會承認的。)

但只要我們細心想想,無論美國有否介入,其實均與我上面的討論無關。只要北京學生及市民沒有違反憲法所賦予他們的權利,只要他們沒有意圖用武力顛覆中國政府,只要他們的行動不傷害別人,中國政府便始終無法推卸要承擔的法律及道德責任,即將殺人者繩之以法,對死難家屬給予賠償(儘管失去的生命永遠無法彌補。)南韓的光州事件,臺灣的二二八事件給我們樹立了最好的範例。

我擔心的是,香港的情況會否真的是上面這套電影的翻版。當人們記憶尚未遺忘之時,我們看到十年前義憤填膺的人,今天換了一副面孔,告訴公眾一個徹底不同的版本。會不會再過多十年,有人會說,六四事件根本是一個謊言,一個虛構。如袁木當年的不朽名言,那都是現代科技的虛構,騙人的玩意!這可不可能發生呢?試設想一下,當我們的歷史書隻字不提,當我們的傳媒片字不講,當知識分子沉默,當當權者用貌似客觀中立的口吻將歷史改寫,我們的下一代真的會相信六四是一個歷史真實?試問問今天的年青人,猜猜有多少人會知道大躍進?知道文革?

牢記歷史的苦難,絕對不是一件輕省的事。但一個民族又或一個社群,對自己的苦難不加正視不加反省,卻絕不會成熟,不會進步。德國二戰後,直到今天還在不斷反省自身文化的闕失。而史無前例的文革發生在中國,文革史或文革學卻出現在外國,這是我們中國人的悲哀。我誠心希望那些意圖歪曲歷史的人,能夠放下一己或一黨的利益,具有道德的承擔及歷史的視野。歪曲歷史,正如那位猶太老人所說,對死者不公,對生者不義,對後來者不負責任。從政者要具有歷史的視野,是因為六四不是一過去的事件,它是香港所有人的共同記憶。每一年的遊行及燭光集會,不僅僅是在悼念過去,更在凝聚香港人的自由、法治及民主意識,也在培養香港人對這一片土地的參與及認同。我絕對相信,每一年出席燭光晚會的人,不是想去唱唱歌湊湊熱鬧,也不表示是對支聯會的組織方法完全滿意。人們願意站出來,其中一主要原因,是想彰顯一種由個體自願自發,從而形成的群體道德力量。我相信,這是香港民主發展及公民教育最寶貴的資源。囿於一己利益,歪曲歷史事實的從政者,會成為香港民主政治發展的罪人。

即使不歪曲歷史,即使死者無辜,很多人相信鎮壓仍然是合理的,因為那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安定繁榮及整體利益有幫助。所以,枉死者只能嘆一句時運不濟。這種想法比歪曲歷史更加危險,因為持這種觀點的人相信,鎮壓本身是能夠在道德上獲得證立(justify)的。這背後其實是一種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的想法,按照這種觀點,一個行為或一個政策只要能夠極大化社會的整體利益,那便是道德上對的。效益主義的最大問題是它完全不重視個體,為求最大利益,個人權利可以任意被犧牲。例如在一種族歧視的社會,少數族群可以因此被合法地奴役。如果我們相信人人平等,便不可能接受這種後果論。從胡仙事件,從終審庭事件,難道我們還不能體會這種思維的代價?正如當代最重要的自由主義哲學家羅爾斯(Rawls)所說,「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就象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一種理論,無論多麼精緻或簡潔,只要它不真實,便必須被拒絕或修正;同樣地,某些法律和制度,無論多麼有效率或有條理,只要它們不正義,便必須被改造或廢除。每個人都有一種基於正義的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會整體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2

最後,或許有人會說,現實政治便是如此,理得幾多?!但現實如此,不等於應該如此。當一個社會,如果人人都抱這種實然等於應然的想法,我們其實便等於放棄自己作為一個自主的,能作價值判斷的獨立個體,等於放棄對所屬社群的承擔,等於放棄構想及實踐一種更美好社會的能力!

六四前夕,遠在異鄉,看到《永不忘記》,便擔心那真是香港的預言。如果可能,我希望人人都能看一看這齣《永不忘記》。對,叫做永不忘記!

英國.倫敦 六.四 十周年 前夕

1. Kant, Political Writings, ed. Hans Reiss (Cambridi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156.

2.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p.3.

圖片來源

徵稿:我的六四故事

「六四」又來了!

提到「六四」,大家會想起/記起什麼?六四集會?百萬人遊行?「毋忘六四」?「放下歷史包袱」?除了這些耳熟能詳的「公共記憶」,還有什麼?

有朋友每年六四都無法參加六四集會,因為她當天太忙了,要跟朋友一起慶祝自己的生日,年年如是。亦有朋友因為當年六四在配偶臨盆之際,選擇了上街遊行,而終究與配偶各走各路。當然,因為六四集會或百萬人遊行而結識成愛侶的,更不在少數。對於很多人來說,這些經驗真實不過,但為什麼在有關六四的公開談論中不見有關這類「私人記憶」的分享?

然而,記憶不會就此消失,記憶有記憶的容器,這一些容器往往會在我們最意想不到的情況下,驅使我們向記憶召喚——不單向我們深處的記憶召喚,也向物件、符號本身的記憶召喚。記憶固然是私人的,但也不純然是私人的,當貫注了雜多的私人記憶如劇場般展現人前,私人記憶不單借助了物件、符號等本身就具有公共性的物質展現其公共性,也借助了這個展現過程本身將雜多的私人記憶接合為一個集體。是以有關六四的集體私人記憶,沒有同一,只有差異,卻又能為共同分享提供另類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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