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松
（作者按：這篇文章寫於一九九九年六月三日，六四十周年前夕。那年我在倫敦，第一次不能出席維園的燭光晚會。現在已是另一世紀。多年來，我一直問自己一個問題：如果沒有六四，我一己的生命軌跡會否有所不同？一直沒有確切答案。文章一直擱著，未發表過，此刻拿出來，重讀，心事難言。倒是悼念的心，一直沒變。）
昨晚深夜偶然在英國廣播電台電視看到一套九一年的舊電影，片名叫《永不忘記》（Never Forget）。故事情節是這樣：男主人翁是一位六十多歲的猶太人，一九四四年時與父母兄妹一同被納粹德軍抓進奧茲維斯（Auschwitz）集中營，翌日便親眼目睹他的媽媽及妹妹被送進煤氣室，其後父兄又被勞役而死。他僥倖免於難，孑然一身移居美國，娶了一位年輕的美國太太，生了幾個孩子，有了自己的小生意，生活理應平靜而幸福。
但和其他倖存者不同，他沒有自此避世，卻一手一腳搞了個小型博物館，搜集了很多當年集中營的證據：刑具、相片、服裝等等，供人參觀，尤其是年輕一代。他生活的重心便是一次又一次向不同的陌生人重述當年的歷史。但美國的反猶太人組織勢力龐大，有歷史學家、律師、國會議員等，他們更成立了一所謂「歷史研究中心」，披學術之外衣，不斷向外界宣稱，納粹殺害數百萬猶太人的歷史是一個大謊言，根本沒有集中營，沒有煤氣室。一切都是醜陋的猶太人編的謊話。有些年青人信以為真，甚至跑去詰難這位善良的老先生。
一天，這位老先生收到該歷史研究中心的一封信，聲稱如果他能證明當年集中營確實死過人，他便可得五千美元獎金，更會將調查公諸於眾云云。天下真有如此荒謬事，老先生氣得寢食難安。但他面對一兩難：如果他不覆信，便等於默認他們的說法為真，默認親身經歷的歷史只是一自欺欺人的幻覺。但如果答應接受挑戰，對方勢力龐大，而且不擇手段，後果堪虞。老人家於是主動聯絡全美不同猶太組織，尋求協助。誰知所有組織都一口拒絕了他的請求，理由是既然大家都知道這是事實，何必與這些屠狗輩糾纏。沒說出來的原因是：這些人惹不起！
老先生是倔性子，路愈難行愈要行，偏要一個人豁出去，還歷史一個真相。於是他找來一位律師朋友，覆信說願意接受挑戰。誰知該歷史中心見老人來真的，倒心虛了，過了一個月都沒有回覆。於是老人和律師便根據美國法例，入稟法院，控告他們毀約。一場官司由是展開。去到最後一幕，老人在法院作供，法官問他為何要如此苦苦堅持。老人家強忍眼淚，挺直腰板，堅定的告訴所有人，當年他父親臨死時，要他作了一個承諾，如果能夠生出集中營，一定要為這場歷史的大災難作見證，讓後人知道，人類歷史曾有過這樣苦難的一頁。反猶太組織意圖扭曲竄改歷史，睜大眼睛說大話，不僅侮辱他本人，侮辱那些在集中營死去的及仍倖存的猶太人，更侮辱他們的下一代，剝奪他們知的權利。結果，老人勝訴！
看完這套電影，心有惻惻，但又覺情節有點誇張。但轉念一想，卻不覺冷汗直冒，香港今日的情況與戲中情節何其相似？！十年前的今日，我們在電視機前，看著坦克車碾過長安大街，碾過天安門，看著醫院內堆積的屍體，看著哭泣的人群，我們相信歷史的真實不會變，也不可能會變。人的記憶或會淡忘，傷口或會漸愈，但發生過的歷史卻永遠是歷史，這歷史是：中國政府確確實實動用軍隊，殺害了很多行使憲法所賦與的權利，參與和平集會示威的學生與北京市民。無論我們對這場民主運動有怎樣的價值判斷，對某些學運領袖的言行多麼失望，卻都無法改變這一事實。一旦承認這事實，中國政府便犯了道德及法律上的大錯。如果我們相信人人平等，相信人人享有同等生存的尊嚴，相信人人應該有表達意見的基本的普遍權利，那麼當年決定鎮壓的中國領導人及軍方領袖便得承擔責任：承擔謀殺的責任。至於死一人或死十人或一千人，從道德的觀點看，只有量上的分別，沒有質上的分別。
哲學家康德說過，一旦有人犯了謀殺罪，犯罪者唯有死，因為沒有任何其他的替代能滿足正義的要求。康德甚至強調，即使一公民社會最後在全體市民的同意下解體，監獄中最後一個殺人犯也必須先被處決。1 康德並不是嚐殺狂，他只是強調如果人人均是自由平等的道德個體，這是還死者以公道的唯一辦法。沒有人可以因為權位、出身、種族等差異而可享有不同的對待。
我一直相信這是很簡單的道理，清晰而明暸。但今日的香港，很多立法局議員，人大代表卻告訴我們，六四事件是一個陰謀，是一個美國政府圖謀顛覆中國政府的大陰謀。因此，學生被人利用，中國政府不得不運用武力鎮壓學生。這是一個很聰明的轉移視線的做法，對於六四的討論，便由中國政府應否負責，轉移到美國政府有否介入事件的永遠無答案的糾纏中去。（除非美國政府自己承認，否則便大可自編自導，任意想像。而美國政府當然是不會承認的。）
但只要我們細心想想，無論美國有否介入，其實均與我上面的討論無關。只要北京學生及市民沒有違反憲法所賦予他們的權利，只要他們沒有意圖用武力顛覆中國政府，只要他們的行動不傷害別人，中國政府便始終無法推卸要承擔的法律及道德責任，即將殺人者繩之以法，對死難家屬給予賠償（儘管失去的生命永遠無法彌補。）南韓的光州事件，臺灣的二二八事件給我們樹立了最好的範例。
我擔心的是，香港的情況會否真的是上面這套電影的翻版。當人們記憶尚未遺忘之時，我們看到十年前義憤填膺的人，今天換了一副面孔，告訴公眾一個徹底不同的版本。會不會再過多十年，有人會說，六四事件根本是一個謊言，一個虛構。如袁木當年的不朽名言，那都是現代科技的虛構，騙人的玩意！這可不可能發生呢？試設想一下，當我們的歷史書隻字不提，當我們的傳媒片字不講，當知識分子沉默，當當權者用貌似客觀中立的口吻將歷史改寫，我們的下一代真的會相信六四是一個歷史真實？試問問今天的年青人，猜猜有多少人會知道大躍進？知道文革？
牢記歷史的苦難，絕對不是一件輕省的事。但一個民族又或一個社群，對自己的苦難不加正視不加反省，卻絕不會成熟，不會進步。德國二戰後，直到今天還在不斷反省自身文化的闕失。而史無前例的文革發生在中國，文革史或文革學卻出現在外國，這是我們中國人的悲哀。我誠心希望那些意圖歪曲歷史的人，能夠放下一己或一黨的利益，具有道德的承擔及歷史的視野。歪曲歷史，正如那位猶太老人所說，對死者不公，對生者不義，對後來者不負責任。從政者要具有歷史的視野，是因為六四不是一過去的事件，它是香港所有人的共同記憶。每一年的遊行及燭光集會，不僅僅是在悼念過去，更在凝聚香港人的自由、法治及民主意識，也在培養香港人對這一片土地的參與及認同。我絕對相信，每一年出席燭光晚會的人，不是想去唱唱歌湊湊熱鬧，也不表示是對支聯會的組織方法完全滿意。人們願意站出來，其中一主要原因，是想彰顯一種由個體自願自發，從而形成的群體道德力量。我相信，這是香港民主發展及公民教育最寶貴的資源。囿於一己利益，歪曲歷史事實的從政者，會成為香港民主政治發展的罪人。
即使不歪曲歷史，即使死者無辜，很多人相信鎮壓仍然是合理的，因為那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安定繁榮及整體利益有幫助。所以，枉死者只能嘆一句時運不濟。這種想法比歪曲歷史更加危險，因為持這種觀點的人相信，鎮壓本身是能夠在道德上獲得證立（justify）的。這背後其實是一種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的想法，按照這種觀點，一個行為或一個政策只要能夠極大化社會的整體利益，那便是道德上對的。效益主義的最大問題是它完全不重視個體，為求最大利益，個人權利可以任意被犧牲。例如在一種族歧視的社會，少數族群可以因此被合法地奴役。如果我們相信人人平等，便不可能接受這種後果論。從胡仙事件，從終審庭事件，難道我們還不能體會這種思維的代價？正如當代最重要的自由主義哲學家羅爾斯（Rawls）所說，「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就象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一種理論，無論多麼精緻或簡潔，只要它不真實，便必須被拒絕或修正；同樣地，某些法律和制度，無論多麼有效率或有條理，只要它們不正義，便必須被改造或廢除。每個人都有一種基於正義的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會整體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2
最後，或許有人會說，現實政治便是如此，理得幾多？！但現實如此，不等於應該如此。當一個社會，如果人人都抱這種實然等於應然的想法，我們其實便等於放棄自己作為一個自主的，能作價值判斷的獨立個體，等於放棄對所屬社群的承擔，等於放棄構想及實踐一種更美好社會的能力！
六四前夕，遠在異鄉，看到《永不忘記》，便擔心那真是香港的預言。如果可能，我希望人人都能看一看這齣《永不忘記》。對，叫做永不忘記！
英國．倫敦 六．四 十周年 前夕
1. Kant, Political Writings, ed. Hans Reiss (Cambridi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156.
2.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p.3.
徵稿：我的六四故事
「六四」又來了！
提到「六四」，大家會想起/記起什麼？六四集會？百萬人遊行？「毋忘六四」？「放下歷史包袱」？除了這些耳熟能詳的「公共記憶」，還有什麼？
有朋友每年六四都無法參加六四集會，因為她當天太忙了，要跟朋友一起慶祝自己的生日，年年如是。亦有朋友因為當年六四在配偶臨盆之際，選擇了上街遊行，而終究與配偶各走各路。當然，因為六四集會或百萬人遊行而結識成愛侶的，更不在少數。對於很多人來說，這些經驗真實不過，但為什麼在有關六四的公開談論中不見有關這類「私人記憶」的分享？
然而，記憶不會就此消失，記憶有記憶的容器，這一些容器往往會在我們最意想不到的情況下，驅使我們向記憶召喚——不單向我們深處的記憶召喚，也向物件、符號本身的記憶召喚。記憶固然是私人的，但也不純然是私人的，當貫注了雜多的私人記憶如劇場般展現人前，私人記憶不單借助了物件、符號等本身就具有公共性的物質展現其公共性，也借助了這個展現過程本身將雜多的私人記憶接合為一個集體。是以有關六四的集體私人記憶，沒有同一，只有差異，卻又能為共同分享提供另類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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