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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余若薇
2005-07-12
自臨時立法會在97年修訂《公安條例》後，反對聲音一直不絕，認為該條例賦予警方酌情權過大，影響遊行集會自由。
回歸以來，香港遊行集會多不勝數，其中有不少人士或團體，都沒有依照法例規定給予警方7天通知，律政司一直沒有起訴，只是警告了事。記憶最深刻，是2000年一批大學生反對分科收費，律政司考慮起訴，民主黨司徒華等人挑戰律政司長是否「蝦細路」，要告就一併起訴他們。律政司按兵不動，等候時機。
02年2月一個星期天，梁國雄一行40人從中環遮打花園遊行至金鐘警察總部請願，事前拒絕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律政司考慮3個月後，在5月的一個清晨，警方重案組拘捕梁國雄及兩名前學聯成員，控以舉行非法集會。該3名被告在11月被裁判法院宣判罪名成立；當時的裁判官已經質疑，控罪本身帶政治性質。
上星期，終審法院5位法官，以4比1駁回3位被告的上訴，然而這次判決的焦點，卻是終審庭重申在《基本法》下，香港市民有集會和遊行的自由，現行《公安條例》部分條文違憲，警方預先反對或限制遊行集會的酌情權應該收窄。
5位法官都強調，集會及遊行權利，體現言論自由，是民主社會的基石，法院必須寬鬆地詮釋。相反，任何對於這些基本權利的限制，都必須嚴謹處理，要有清晰、狹窄和明確的定義，並且只能在「必要」(necessary)的情况下，施以「合乎比例」(proportionate)的限制。這一切都是國際社會公認的大原則。
盡快處理違憲條例
辯方主要的觀點，是條例中給予警方其中一個反對集會的理由「公共秩序」(Ordrepublic)不明確，超出「公眾秩序」的意思。「Ordrepublic」源於法文，因含意太廣，很難有英文或中文的翻譯，《公安條例》只是照抄《國際人權公約》中的法文字眼，這在憲法層次沒有問題，但在本地立法的層次便不可接受，因為執行機關的權力，必須有明確的法例所規限。法院接納這觀點，但由於被告根本沒有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知書，警方毋須行使任何酌情權，案件沒有涉及條例違憲的部分，因此維持原判。
值得留意的是持少數意見的包致金法官。他認同遊行集會應通知警方，但法例賦予警方的事前限制權力過大。首先，法例所列出的反對理由，只是照抄國際公約內一些概念，未有明確闡述。其次，法例賦予警方施加條件的權力，也未有訂明清晰的範圍。事實上，今年的七一遊行，警務處長李明逵在「不反對通知書」就列出44項條件，差不多是去年七一遊行的一倍，有些條件令人莫名其妙，主辦單位難以遵守。最後包致金認為，法例下最高監禁5年的刑罰過重，與不通知警方罪行的嚴重性不合乎比例。
今次判決的最大影響，是終審法院裁定《公安條例》第14(1)、14(5)和15(2)條中，有部分字眼違反了《基本法》第27條內賦予港人集會遊行的自由；民間已有強烈的反響，學聯又再舉行遊行抗議。特首曾蔭權既然銳意要為政府施政建立新氣象，應該要求律政司及保安局立即檢討《公安條例》，及主動向立法會提出修訂建議，盡快處理違憲的條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