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徒
南方朔可說是台式 “才子”，成名於台灣蔣經國時代。在台灣解除戒嚴的時候，以 “民間學者”
恣態出現，一副反權勢、反黨國的民間知識分子面孔。此人無疑讀書甚多，著作不少，在今日台、港都有一些讀者群。特別是在親泛藍份子主導的香港傳媒吹捧下，
南方朔在港也頗有一些讀者。
今日泛藍力量在台灣呈日薄西山之勢，外省後代苦無出路，從感情出發也好，以利益盤算為務也好，用文人身分與親
北京勢力眉來眼去，在大陸尋出路，已經成為一種風氣。如南方朔一般，以時評人身份，指點江山，為彼岸政權出謀獻策，也不是罕見。但總不如南方朔般，因過去
的民間學者形象，更令人認清思想立場反覆變異之大，令人擲筆三嘆。
此君早前公開在港呼籲北京干預台灣局勢，令島上泛藍人仕也為之側目。今日又開始對香港問題說三道四，看官請看他有甚麼好貨色介紹：
(1) 不外乎將香港局勢，學舌地解讀為受外國勢力操弄；
(2) 玩弄一些故弄虛玄的概念，重複香港權威失落的一般識見；
(3) 舞弄師爺本色，為當政者代籌文化霸權大計，號召炮制文化統制論述，打擊他塑造出來的思想敵人：所謂內外勢力聯合塑造的 “民主直選論述”；
(4) 推銷一套為打造新統治集團組合而訂做的翻炒理論：資產階級民主；
(5) 代香港人邀請北京介入打造這套統一思想大計。
“民主” 是有 “階級性” 的嗎？全世界只有馬克思主義者，才相信 “民主” 是有 “階級性” 的。南方朔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嗎？
南方朔批評台灣民粹主義民主弊病或許說對了，但南方朔有在台灣推銷 “資產階級民主” 嗎？南方朔應要先講，在台灣，這麼好的 “資產階級民主” 應該是如何操作的呢？是要 “八百人選舉團” 選總統嗎？是要實施香港的 “功能團體” 制度嗎？還是要資產階級才有投票權的半封建制度呢？………
如此渡江說客，如此南方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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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錄
<誰是香港的中流砥柱？>
……………
而
香港的回歸則複雜多了。香港的相對繁榮富裕，使它對母國的感情相對較為疏冷，甚至還普遍有着某種程度的優越感，並演變成不信任感。回歸前，香港評論界一
窩蜂的在「民主拒共」上做文章，許多人移民海外，等到看看沒事，才又重新回來，即是最好的指標。除了香港人的這種心情外，我們又不能疏忽了，國際政治及媒 體勢力對香港微妙的操弄。香港搞好是不正常，搞不好才是正常。
朝弱野強 政府癱瘓 會令社會倒退
處於這種情勢下的香港特區政府，尤其是特首董建華，遂和澳門完全不同。它所陷入的，乃是一種「無論怎麼做都不會對」的形勢。它做對的全被認為不重要；有爭 議的即會被認為不對；而做不對的則更會被說成是不可逭免的罪。近代西方政治理論裏有一種「過多元主義」(Hyper-pluralism)的說法，
它指的
是朝弱野強的現象。當這種情况出現，整個政治體系就會「超載」(Overburden)，無論做什麼都會有人以這樣那樣的理由來反對，最後是整個政府形同
癱瘓，官吏政要則人人只顧自己，再無團隊，更無整體。而今天香港的情勢，即是以另一種方式，加速着這種政治「超載」的過程。
當然，這種現
象香港特區政府必須負起一定程度的責任。但更關鍵的，或許應歸因於香港「脫殖民」後回歸的整個「時代精神」。這個「時代精神」，在本質上視特
區政府為北京的分身，在這個意義上，特區政府其實只不過是個「代理箭靶」而已。而對這種情况，儘管我們犯不着太過緊張，但也不能不格外提高警覺---那就
是政府的癱瘓，經常是社會整體倒退的開始，它最初會蛀壞香港社會的權威體系，當一個社會沒有誰講話會被相信，整個社會就會陷入缺乏領導與方向，因而馬達只
能在那裏空轉的困境。
因此，把今天香港的管治危機，歸咎於以董建華為首的領導團隊，要他們「查找不足」，這固然符合事實，但卻未必公平。如果總結香港回歸七年的經驗，我們可以說，北京和特區政府，在下列問題上有着共同的責任要負。
其一，乃是北京和特區政府，未能建立起一組符合人類普遍經驗，而且又必須有說服力的「香港論述」，因而整個香港遂被國際社會、外國媒體，以及在野人士聯合 塑造的「民主直選論述」所左右。這種「民主直選論述」，等於在基礎上即否認了特區政府存在的正當性，
這種論述使得香港政治人物在做抗爭活動時容易社會動
員。「論述」乃是一種話語權，它對人們的意識、集體行動、判斷事務的準則等，都有着帶頭性的作用。北京和香港缺乏自己的論述，乃是特區政府無法取得領導性
的關鍵。而沒有領導性，即等於它打從一開始，就注定了被挑剔找碴，被認為「不可能做對任何事」(Can do nothing right)的命運。
其二，縱使到了今天，無論就經濟成就、社會複雜性，以及整體的現代性，香港都是大中華地區的頭牌，香港也最有可能發展出一種非敵對性的、高度有效率，而且 廣泛參與的城市民主體制。在這部分，台灣那種仇恨式的民粹主義並不足為法，香港需要一整代的工商精英、政治領袖，以及知識分子形成歷史過程中的「有機群 體」(Organic Bloc)， 替這種民主打造基礎。它必須超越殖民時代港督政府的那一套，不但公務人員要更合理有效率，還必須更加透明，藉着大眾參與 而變得更有說服力，北京能從旁協助當然更好。
但在過去七年裏，我們在香港卻看不到這種格局的出現，特區政府和財團所延續的乃是過去港英時代的那一套，他們 完全不理解
許多事以前可以，現在已不可以。香港之所以有問題，乃是它的精英階層缺乏了現代政治的經驗，完全不懂得去形塑「有機群體」，以及用更進步的方式制定政策，
以及說服人們相信政策。當精英階層缺乏這樣的能耐，整個政治的時間表當然落入群眾活動家之手。這種消長關係會往管治危機的方向移動，癱瘓與空轉，乃是它最
壞的結果。
結構不變 撤換董建華也無大用
香港今日的問題難以盡述，縱使換掉董建華，情况也不會變好太多。因為，香港的問題不在人，而在於結構，尤其是歷史的結構。個人認為，現階段的香港，當務之 急，乃是要形成一種良好的資產階級民主---我們可千萬別相信過去「反資」的那些老套，
而要從普遍歷史經驗裏去找答案，由西方經驗已可證明，沒有良好的資
產階級民主，就不可能有後續的普遍民主。這也是個人始終認為，在這個香港官僚政治式微的時代，應當是有遠見、有關懷的企業家們，結合社會上有所為有所不為
的其他精英，以及知識分子們，形成中道力量的時候了。有了這種中道力量，它才進而可以做為政府的輔翼，退而展開真正良性的制衡。企業精英由私轉往公，這是
他們歷史角色的擴大，香港企業精英應有這種西方社會早已出現過的自覺。這種自覺之目的，不是在求得支配力，而是替整個社會打造更穩定也更有分量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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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朔
明報 2004-12-29
誰是香港的中流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