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自詡彈性十足，靈活多變，其實是自以為是，井底之蛙，來到吉隆坡，才發現甚麼叫「彈性」，你看過一家古色古香的中菜館一夜間變成可以無線上網的會議室嗎？當然，全靠技術力量充足的Seacem（即「亞洲媒體論壇」的主辦者），跟我們上月在香港城大開會簡直天淵之別，全場有WIFI，管理資訊的部門卻不讓我們用，我很懷疑香港是否可以「彈」得起來呀！
來到吉隆坡，參加「亞洲媒體論壇」，專制政府統治的國家人民較關心新聞及資訊監控，馬來西亞與新加坡都不實行事先審查，而對出版內容採取事後監控，用法律懲罰（例如內部安全法，Internal Security Act）來製造自律；然而，不少已民主化的發展中國家朋友始終比較關心數碼鴻溝（digital divide）及政府政策，例如菲律賓及泰國，互聯網的滲透率相當低，資訊教育及政策仍是關心之所在，互聯網媒體的另類的意義，仍是有別於主流媒體。
已發展國如韓國，則比較關心誰使用及如何使用互聯網科技，以他們與政府的關係，Ohmynews的公民新聞（citizen journalism）的政治性質仍然是爭議性的，Mediaction的Jo Dongwon則告訴我們如何再挪用一個由官方推動的資訊傳播革命，韓國政府由九十年代開始大力推動，以致今天漢城的互聯網滲透率比香港還要高，他們只是把本來由政府及大商賈支配的新媒體空間搶過來一點，為社會運動注入新力量。
一位馬來西亞聽眾提醒我們，有時我們把資訊及傳播科技視為宗教，我們最終要問，用來幹嗎？另一邊的一位美國記者似乎不以為然，不脫世界強者角色，強調科技的重要性，因為新一代已是科技一代，沒有資訊科技活不下去（真的嗎？）。
下午的主題是"Editorial Challenges"，講者組合有點不大協調，Steven Gan有點像CEO，跟我們說了一堆辦新聞網站應該／不應該做的東西，來自菲律賓Mindanao的Carol Arguillas辦了MindaNews，最令人感動的是它的合作社形式，不依賴資金，不依賴商業投資（有人想投資一百萬披索，她們拒絕了），全靠自我互相剝削兼合作社共同基金，實在令人敬佩，其實應該放在明天的"Business Sustainability"；曹銅元（Jo Dongwon）則完全是社會運動的模式，聽他談韓國的政治史及社會運動如何運用媒體很有趣，但你跟他談傳媒專業守則及編輯政策，則有點奇怪。
緊接著的討論也有點各說各話，我這位唸新聞卻討厭新聞專業的人，對著一枱仍然堅守新聞專業倫理的亞洲另類媒體，感覺怪怪的，我只跟他們說，來In-media的民間記者不是為了當專業記者，他們只可能因為對某人某事看不過眼，或者為了社會公義，或為了自我表達，我怎跟他們談「那種」新聞專業（可能有另類專業也說不定）呢？
我沒有跟他們爭論，卻是很努力地聽他們說著說著自己的處境，我想讓自己思考可以較具彈性，對新聞專業以及東南亞地區尋求另一番的理解，而我也在修正自己的看法，當人家很認真的實踐新聞專業，發揮社會及政治力量，而我們香港的新聞專業團體只會扮專業時，獨立媒體該如何看待自身？我下一篇會談一下Malaysiakini的經驗，希望會有一些答案。
專業不專業，也許我及獨立媒體也要再「彈性」一點。
圖片說明：韓國mediaction的曹銅元及IPS (Asia Pacific)的Johanna 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