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Gerard Greenfield
按：西雅圖反世貿大示威，以及前後的一連串鬥爭，究竟是 “反全球化”？還是 “反資本主義”？……它的動力究竟是階級鬥爭？爭取國際公義？針對大企業？還是其他甚麼？本文發表於2001年美國左翼刊物Against the Current，作者Gerald Greenfield是活躍於亞洲的社運積極分子及研究者。他首先從美國Forbes 雜誌的一輯報導，亦即從權貴集團那一邊的角度首先出發，穿透各種複雜性，再反過來說明運動的內在矛盾及困難。他認為這場新冒升的運動為 “反企業的民粹主義”，它在美國和在第三世界分別發生，也有著不同的 (既有左亦有右的)性質和面向。作者並不認為運動已經具有反資本主義的性質，但他呼籲突破民粹主義的視野。值得深思的是，香港一方面是那種只反政府、企業、人物，不問整體政經制度的 ‘反對派’ (!) 政治 (其實也正是一種民粹政治)，另一方面就是把 “階級鬥爭”、 “反資本主義” 作為簡單標籤 (模糊了對民粹政治的分析和反省)。甚麼時候，我們可能像作者一樣，善用反思、批判的能力，不單用來咒罵、宣洩，而是檢討、總結，立體地判斷形勢，以及自省局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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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Anti-Corporate Populism to Anti-Capitalist Alternatives. Devastating, With a Difference
最近在美國舉行的高峰會期間，加拿大魁北克市禁售滑雪面罩的事件，讓我們看清楚，當今世界的當權者是如何看待反全球化運動的。關於過大的警權和違反公民自由的批評已經講了很多。這些當然是重要的，但事情其實有一個更深的，更重要的象徵層面。富人權貴們禁止人們 “戴上及擁有面罩、頭巾或其他類似的可以遮蓋面部的東西” ，[實質上]向我們發放了一個訊息。他們害怕------害怕最近連串反全球化運動的成功------而為了減低損失，他們想找出搞事分子。如果這些全球化的反對者沒有面罩的話，他們會像手無寸鐵。這樣的一種漫畫世界的邏輯，說明了他們根本不明白發生了甚麼事。他們眼中的反全球化抗議，事實上是很多樣、有組織的，亦常常是有深厚根基的民眾運動。除了多樣的政治及時裝 (我既沒有面罩，也沒有頭巾，只有資格有其他東西) 之外，這些運動並非一班蒙面搞事分子的事，而是與反抗不公義、壓迫和剝削作鬥爭的普通人的事。他們以不同的方式製造麻煩，有些戴面罩有些不。
或者，那個令權貴們坐立不安的滑雪面罩象徵，是由於它令人想起Zapatista也說不定。但我們知道蒙面的示威者是主流媒體---特別是財經報紙---所用的刻板印象，意圖製造一種危險和罪惡的感覺。
統治階級慌張的攻擊
最好的例子是美國首屈一指的財經刊物Forbes去年十一月在封面刊登了一個蒙面示威者的照片。大體紅字橫印在照片上的是 “企業殺手” 幾個大字，然後是警告讀者的一句："他們打沉了Monsanto，現在追殺美國葯物工業，下一個是你的公司嗎？"
你的公司？當然，Forbes雜誌常把自己說成是 “資本家的利器”，所以他很清楚它的讀者是誰。在另一個高舉拳頭的蒙面示威者的那一整頁照片旁邊的，是一篇主題文章，文章嚴重警告雜誌的資本家讀者：
"這一切就發生在共產主義失敗，世界資本主義正在歡慶的時候：這是新一波的反企業民粹主義。發生在煙草公司、基因工程公司的事，也開始發生在葯物工業身上，其結果可以是災難性的。(Forbes, 27/11/2000)
然後，文章介紹其中一位企業殺手：一位布拉格街頭的蒙面示威者，不過他對發生的事卻有蠻好的分析：
"自由市場的新敵人有著一張很像Katika Kuhnreich的臉，幼嫩和稚氣，頭髮結成馬尾……那位Kuhnreich說 “利潤的根本在於對工人階級的剝削”，說的時候外套的衣袖捲起了，露出那幾個用黑體大字寫上的真言：資本主義殺人，殺死資本主義！"
Forbes[那位作者]不再問那Kuhnreich說這些話有甚麼含義，而繼續它對反企業民粹主義的報導，帶我們往一個新的方向。除了好戰的街頭示威者，其他三位對[Forbes]讀者們的利潤有災難後果的企業殺手被找出來。很諷剌的是，這令得街頭示威者看起來變成最不危險。[因為文章說]，更大的危險在 ‘第三世界’，那裡的資本家是以損害美國企業的利益來賺取利潤的：
"在地球的另一邊，即印度孟買，資本主義的最大威脅不是無政府主義者，而是64歲的老闆，他叫Yusuf Hamied。他破壞葯物工業的方式是以十分之一及更低的價錢，以傾銷價賣那些專利葯物。"
把焦點集中在美國葯物公司面臨的威脅之後，Forbes又找出另外一種企業殺手，這類人在 “街頭的憤怒” 中看到。那些無奈的美國消費者以 ‘金錢抗命’ 的方式，表達對葯物價格太高的不滿，他們構成了第三類企業殺手。
"…那些退休人仕不滿醫生處方葯物價格太貴，坐長途汽車到加拿大，因為那裡的葯價錢較平。同樣的金錢抗命在阿里桑那的老人家也出現，他們花上三小時去墨西哥，那裡他們可以省下每月數百元葯費。"
最後，Forbes警告說有第四類，也是最危險一類的企業殺手。他們就是利用民眾對企業的的憤怒和不滿而提出一種民粹主義主張，要求分拆壟斷企業，重新引入競爭及競爭價格的人：
"我們不是談那些邊緣政客或者Nader之流，把他們看作利潤的敵人。我們說的是共和党人。"
Forbes指大部份共和党的國會議員都支持降低葯物價格的法例，使美國葯物企業的巨額利潤蒙受損失。那些自由市場派的技術官僚，也在重新推動反托辣斯(anti-trust)法案。
反全球化的含糊性
雖然由蒙面的街頭示威者，扯到共和党人的確很精彩，但Forbes把複雜的問題和鬥爭形勢，簡化為企業的政策和做法。人們究竟反對甚麼，為甚麼反對，以及甚麼利益牽涉在內，的確很混亂。(但這確不是我們期望一份財經刊物可以解答的。)然而，Forbes的分析當中有一個需要嚴肅面對的一點：反企業的民粹主義不一定是反資本主義的。事實上，有很多保守的力量試圖 (重新) 塑造反企業的情緒。正因為共和党人 (及民主党人) 都保衛資本主義制度，所以他們都反對壟斷和壟斷價格。這一類的反企業民粹主義，是建基於他們認為資本主義需要競爭來使自己有效率及不斷增長。但是，當企業的政治捐獻滾滾而來，實際的政治就偏離了這個理想。像自由市場一樣，自由競爭也是一種政治策略，而不是一種現實。重要的是，[這種想法]把對大企業的關心，轉譯並扭曲成一種專打托辣斯的民粹主義(暫時分拆卡特爾和壟斷)，同時維持一種強大的支持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
相似的一點也可以在反全球化運動中找到。反全球化的抗議並不是基進及進步左翼力量的專有課題。右翼政客和民粹主義的鄉土右派也反對世貿、國際貨幣基金及世界銀行。
當世貿組織有愈來愈多的裁決針對美國 (例如最近反對美國的鋼材進口反傾銷法的裁決) ，右派對世貿干擾美國資本主義運作有愈來愈大的敵意。這個可以再轉化為一種民族主義的呼召，重拾更強硬的美國單邊主義。更重要的是，右派已將其對某部份工人階級的民粹主義訴求，導向去建立一種反動的回應。
企業的損失控制
在這情況下，反資本主義的左派面臨一個嚴峻的挑戰。在反全球化運動下對工人階級民眾的公眾教育及組織工作，一定要明白並應付這個情勢，以超越那種民粹主義視野，即把事情看成是 “全球大企業統治” 及 “世貿魔王” 的說法。
資本主義的辯護士認識到，除非反全球化的民粹主義能被有效控制，及作出一些適當的退讓，就有一種危險，超出當下的民粹主義，進而變成實質上反對資本主義。這就是Forbes開宗名義就警告過的： "後果會非常嚴重"。
Forbes提議的部份回應，是要大企業增加其慈善捐獻，及與國際及本地的非政府組織合作。美國十大葯物工業在過去十二個月有1790億的總銷售額，毛利達1210億。它們可以很輕易地捐出幾十億去把自己裝扮成良好的企業公民。Forbes把愛滋病危機看成一個商業問題，它以葯物工業巨人Glaxo Wellcome為例。Glaxo在第三世界以一個較平的價格賣Combivir 那種治愛滋病的葯，減低了反企業情緒的壓力。Forbes又留意到這些減低的售價，在公司一年銷售愛滋病葯物所賺的15億中，不應該會花去多少。
在這環境下，Forbes的損失控制策略，也映照出Shell在尼日利亞所做的事，他們捐獻了數千萬去建設道路、學校和醫院等社區計劃。Shell的目的，是要在對Ognoni人的種族滅絕攻擊，及在1995年串謀殺害他們的運動領袖，包括其作家及社運積極分子Ken Saro-Wiwa之後，重整其形象。Shell在尼日利亞的 “社區發展計劃”，最明顯的目的是要去找尋致力於改善人民生活，但沒有反資本主義計劃的本地組織。(Forbes, 27/11/2000, 166)。這就是他們的策略。在這個意義上，反企業的民粹主義當中的政治分野，影響了資本家的策略。用資助這些不反資本主義的組織的方式，他們有更大的機會使反企業的民粹主義，與反資本主義的鬥爭脫勾。
再舉一例，Forbes贊揚像樂施會這類非政府組織，因為他們不在街頭而在會議室戰鬥。(很明顯地，文章的這部分題為 “沒有炸彈的力量”，影射那些蒙面的街頭示威者有炸彈。)為了說服他們的讀者這種分野，Forbes引用樂施會在英國的運動總監Harm-Jan Fricke說 “我們不想廢除世界銀行、IMF，因為如果沒有它們，世界會更加壞。” (159)透過這些安撫的評論，Forbes展示出在布拉格的街頭示威者，和樂施會等非政府組織，在分析、目的、和行動上的巨大分野。這反過來成為反企業民粹主義那個危險地帶的路線圖。
“打沉” Monsanto
明顯地，農業化學及基因工程公司Monsanto無法在反企業的民粹主義下生存。Forbes 把它看成一個犧牲者，而對Monsanto的打沉就被高舉為例，說明這將會有多災難性。大眾對基因作物的反彈，使Monsanto損失了數十億元，被迫要重組，並與葯物業巨人Pharmacia 合併。
有兩種方可以看待這場打沉事件。第一就是說對Monsanto的鬥爭並不止於一系列組織良好的反企業消費者運動。以挑戰Monsanto活動的資本主義邏輯來說，對Monsanto的其他類型的鬥爭是更有破壞力的。例如1998年8月9 日在印度的 “Monsanto 滾蛋” 運動中，上萬計的農民-農場工人動員起來。基因改造的實驗作物被連根拔起及毁掉。在 “火葬 Monsanto”的口號下，那些基因改造田被燒毀。農民拒絕依賴經基因改造的種子及農物化學品，連上反對Monsanto向包括水在內的工業伸手。最後，這些集體生存的策略底下的土地及生計問題，直接挑戰了Monsanto將基因改造生物商品化的大計，也否定了作為私有財產的專利權。
然而，在第二方面也可見到，'打沉Monsanto'事件也顯示出企業，無論有多大力量，也只是資本家的工具而已。換句話說，他們只是達成一個目的的工具。最終結果就是Monsanto的股東蒙受短暫損失，他們被逼重組，背後的資本家遠遠沒有被打沉。在那場值410億美元的與Pharmacia合併計劃實現了不多久，Monsanto的關節炎葯Celebrex(在發售的頭十個月就有十億銷售額)繼續售賣。Pharmacia的老闆Fred Hassan說，這場合併 “給予他們更大的力量。”
在他們被打沉後不足一年，Monsanto宣佈一個新的計劃，目標為在全球栽種20億畝的基因改造全天候玉米。新的市場會在巴西及東歐開發。在中國，一系列大規模的基因改造實驗作物被種植。公司在2000-2001年的利潤持續增長，公司的股價在這項新的基因種子及農業化工品計劃宣佈後大幅上升。換句話說，他們所做的資本邏輯，不管他人用那個公司名稱，仍然原封不動。
反資本主義的重要性
在某個意義來說，Monsanto的復元反映出反企業民粹主義的弱點。我們通常假設企業本身就是一種權力，而不是資本家組織其財富的某一種方式。只要資本家仍不露面，為甚麼一所企業要做他們做的事，以及那種推動他們的邏輯，仍然是含糊不清的。當這些事情被看成是源於 ‘企業的貪婪’ 時，我們就仍只有一個道德論據，而不是一個政治策略。事實上，整個 “好企業 vs 壞企業” 的想法，只鼓勵了資本主義是可以更良善和更溫柔的看法。
我們所面對的問題是，當反全球化運動提升了對跨國企業的批判性民眾自覺，以及 ‘全球大企業統治’ 所帶來的社會及生態成本時，它也只是局限在作為大機構的跨國公司行為而已。結果，對跨國公司的反應往往是基於一種他們賺多少錢的狹窄視野，而不是那個推動他們不斷去增加其利潤的體制。例如，對葯物專利權的鬥爭，並不單是關乎壟斷價格及鉅額利潤的問題，而是包括私有產權和商品化的問題------獲取必要葯物，並非作為一種社會權利，而是作為買賣圖利的商品。這就是為甚麼資本家將某些政府透過強制發牌制度把一些葯物看作普通葯物，是對他們的私有產權的侵犯，也是一種 (雖然有限的) 非商品化形式。Forbes將葯商的專利權視為瀕危，主張鉅額利潤一定要降低，以保護更基本的私有產權制度，免於被奪去的危險。
私有產權、商品化和利潤之間的關係，提供了一個有用的途徑，去連結對跨國公司、企業權力的批判意覺，以及對資本主義體制的認識。這樣做提供了一種將反全球化運動的能量，轉往一種追求反資本主義的另別出路的更具建設性的鬥爭。
這是可能的，但不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對資本主義如何形塑階級剝削，及利用種族和性別來壓迫有一種批判性的了解，[追尋]這些另別出路的必要性才會被察覺。當然，這種結論並不新鮮。但只要資本主義一天存在，它就值得一再重複。Forbes雜誌封面上的警告也值得一再重複：
企業殺手。他們打沉了Monsanto，現在追殺美國葯物工業，下一個是你的公司嗎？”
如果我們接受一定要介入去追求反資本主義另別出路的鬥爭去，而不是局限於打擊某個特定的企業的話，我們的答案可能就是諸如下述：
不要害怕，你的公司不是下一位，我們要追殺的是整個制度！
[反思西雅圖之後的社運譯寫系列六]
From Anti-Corporate Populism to Anti-Capitalist Alternatives. Devastating, With a Differ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