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Note respecting the Us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Higher Education
I read the following Article with painful ambivalence. It is a passionate defense of Chinese instruction at CUHK, a subject which has bred not a little controversy in the few years past. To respect tradition; to uphold the social statu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especially by confirming its place in an institu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s indeed, I think, a praise-worthy endeavor. And yet, I ask, in what do this respecting tradition and this upholding of the social statu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consist? To confirm its use in university instruction is no doubt one element of it; but at most is it but a FORMAL element, so much as to confirm its being one of two official languages of HK. When the use of Chinese is accepted in instruction, in discussion, in examination, etc., will there be a concomitant desire, or urge, to improve the use, in the same way competent use of English was desired and urged in the past?
I think it deeply mistaken a view, prevalent as it is among concerned parties, that the original spirit of founding the CUHK lay chiefly in accepting the us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however poorly that use be; and not in seeing in the GOOD and TREASURED use of it, the Root and Source of a self-respect befitting the Chinese, who in that time must remain subjects of the Empire. I am ambivalent, when reading the Article, whether, in the heat of the controversy, the original spirit of the founding had not been deployed more as a shield, against the encroachment of English, confused often with the promotion of openness and global vision; than as a lamp, under which the silent deca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on campus should have been examined. It would be very lamentable, and ironic indeed, if by preserv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a right to vulgarize it, be tacitly, and commonly, affirmed.
Y.T.
HK Mingpao, Oct. 10, 2006.
我們是中大人——以歷史眼光審視語言政策
錢穆先生辦新亞書院，最艱難時，桂林街宿舍的桌子，便是他的睡床。
一九五二年，港府頒例，私立學校都要辦理商業登記 ，新亞同人非常不滿，認為新例使學校變質為牟利團體 ，侵害中國傳統的教育理想，錢先生表明，寧願關閉書院，也不接受，結果，在顧問趙冰大律師的幫忙下，打了一年官司，才得到豁免。
後來，書院發展上軌道，錢先生為了實踐理想，跟崇基的凌道揚校長及 聯合的蔣法賢校長，成立香港中文專上學校協會，向港府爭取成立第二所大學。起初，殖民地政府充滿戒心，害怕出現新加坡的情況---由華僑創辦的南洋大學成了反殖溫床，但協會努力不懈地爭取，國際及社會環境又出現連串變化，政府最後開綠燈，中文大學得以成立。使人驚詫的是，創校不足一載 ，錢先生便辭去新亞院長一職。在專制保守的殖民地，敢挑戰英語霸權，開辦中文專上教育，再艱難的事都經歷過 ，現在有機會實現更大的理想，卻猝然離開，究竟當中有何隱衷？前中大歷史系系主任、文學院院長孫國棟教授，去年接受訪問時的說話，露出端倪。(1)
原來，中大首任校長李卓敏在錢先生臨走時這樣說：「你若辭職 ，便要立刻走了，甚麼待遇也沒有；退休便不然，退休金可由你開辦新亞時開始計算。」
這顯然是一種脅迫，但錢先生沒有屈服，寧願不拿數十萬元退休金 ，也拒絕把「辭職」換作「退休」，誓要保留一種抗議姿態，可見他的離開 ，是受了很大的委屈。
王俞在《中文大學的本質》(2)中指出，錢先生是因為看不透殖民地教育的本質，滿以為港英政府會支持他們辦中國人的高等教育，結果事與願違，鬱鬱赴台。(錢先生初時的想法可參考《新亞遺鐸》頁256-257)政府接受錢先生的建議，以「中文」為大學命名，以「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以中國人當校長(政府初時屬意由英國人來當)，是為了收編私立大專力量而作的讓步，當李卓敏走馬上任 ，即提出要倡辦一所國際大學，為本身重英抑中的語文政策開路護航，使中大變成另一所港大，培養更多管治人才，替殖民地的英國主子效力。中大學生會於七二年三月，做了一次全民意見調查，只有1.3%的員生認為，中大發揮了弘揚及創造中國文化的功能(3) 。中大翻譯系創辦人孫述宇先生，三十年前亦曾撰文，批評校方的教育與行政，一直重英輕中得很(4) 。這正好說明打從創校始，中大便背離了錢先生的辦學理想。以錢先生剛毅的個性和對信念的執著，辭職(或被迫走 )乃必然的事。
但無論如何，錢先生對中大貢獻極多，歷史地位和象徵意義 ，無可替代。他宣揚的新亞精神，提倡的中文專上教育，推崇的中國文化，更是中大人文精神的源頭。中大校方，縱然早就背道而馳，但在官方歷史中，還是會提及他的名字；惟到了今天，翻開影響深遠的雙語政策委員會諮詢文件，吳倫霓霞所編的《邁進中的大學》，給校方巧妙剪裁，變成兩頁以港英政府視點出發的創校史，我們連錢穆、凌道揚和蔣法賢等先生的一鱗半爪也找不到，反而看見一個個殖民地官員的名字。這不單是對歷史的一種褻瀆，更是對諸位先生大大的不敬 。
這是一時錯失嗎？委員會有那麼多專家學者，一定很清楚歷史的政治含意，絕不容許這種低級錯誤出現，所以我們認為，校方 (不只是委員會)立心如此，他們不想新一代員生受前人感召，對照當下境況，產生不滿，並經常抬出李卓敏，說明英語化政策源遠流長，值得遵從，並發揚光大。使人痛心的是，這樣搬弄歷史 ，會淘空「中大人」的思想內涵，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會喪失中國歷史和文化的印記，變得面目模糊，缺乏個性，只能透過提升競爭力 ，爭奪更高的世界排名，興建更標緻的宏偉建築，加上大學公關的專業包裝，去建構中大人的身分認同，滿足「我們是最好」的虛榮心。
有人會說，「國際化」是一種不可逆轉的趨勢，我們毋須考慮太多 ，最重要的是趕上它。這種觀點頗流行，卻極度簡化。須知道大學並非商業機構，不能單單滿足於追趕時勢(市場需要) ，更要走在時代之先，生產和普及化超出主流的價值思想，刺激社會的均衡發展。龍應台曾說：「傳統不是懷舊的情緒 ，傳統是生存的必要。」因為，「大資本、高科技、研究與發展，最終的目的不是飄向無限，而是回到根本──回到自己的語言、文化，自己的歷史、信仰，自己的泥土。」(5)中大固有的歷史及文化資產，為其他大學所無，在中國文化備受西方霸權侵蝕之際 ，在香港，能帶頭抗衡以美國利益為依歸的全球化，必是先天條件最豐厚的中大，這不是說我們要閉關自守，反對任何發展和變革 ，我們要的是兼收並蓄，在吸納人家所長之時，盡力保存、活化、擴充我們的語言、風俗和思想等等的應用領域，於教研和校園生活中，使我們的歷史、傳統和文化有更旺盛的生命力，維護我們珍貴的人文素質和精神面貌。
從這一點來看，諮詢文件也是不合格的。委員會有充足時間和資源，進行二十一次會議，為何不嚴肅地正視歷史，深入探討「國際化」、「全球化」這些基本概念，從而構思出結合傳統與現代的可行性方案，務求一面滿足英語教研的需要，一面逐步加強中文的國際和學術地位？委員會若沒有頭緒，可以組團考察，向東京大學這些母語教學的典範取經。但現在，他們甚至連自己的提議，也缺乏細緻的分析和嚴謹的推論，整份文件，內容東拼西湊，使人不禁懷疑，是次諮詢究竟有多大誠意，會否像上次新書院諮詢般，徒具形式，為的是滿足公關政治的需要 ？
其實，中大的「國際化」，不單推行了數十載，李國章任校長時，更威逼利誘各學系，以英語取代中文授課，這是公開的祕密。在所謂全球化的趨勢下，本來的語言政策及背後原則，已一次又一次向現實妥協。所以，現在首先要做的是檢視英語化的程度，有沒有過了火，中文作為主要授課語言，是否名不副實 ，而非打弁言的主意，企圖修改或重新詮釋，進一步迫各學系去中文化。有關討論，中大哲學系關子尹教授的一篇文章 ---《萊布尼茲與現代德語之滄桑—-兼論「語文作育」與民族語言命運問題》，提出了好幾條重要法則，可惜，委員會視若無睹，連帶「哭中大」一文及相關討論的種種觀點，諮詢文件也避而不談，委員會的主席，根本沒好好履行責任，實在有負中大人所託。
為了中大，為了中文，為了中國文化的前途，我們要求委員會撤回文件，重新認真研究中大的語文政策。
(1) 新亞書院五十六周年校慶特刊 頁22
(2)《中大十年》頁44
(3)《中大十年》頁83
(4)《使用中文是中大的使命》 --- 《明報月刊》七七年
(5)《在紫藤廬和Starbucks之間》龍應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