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簡潔而言，我想將我的意見集中在兩個在基督教文獻裡突顯的愛的“理想類型”，分別是：辯證的(dialectical)聖禮的(sacramental)。“辯證”的，將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愛(agape)分別開：私人利益和共同利益；自我關心和自我犧牲；自我中心和利他主義等等。無論是拉丁神學鼻祖特土良(Tertullian)、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丹麥哲學家齊克果(Soren Kierkegaard)、德國神學家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和美國神學家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均說明了這兩種「愛」的分別，儘管他們陳列了其他意向。今天，這一立場打擊了英雄式的羈絆，並跟那些便宜的和解繼絕關係，並呼籲忠誠於一個獨特的宗教共同體，去對抗世俗文化。
這種進路通常是對比甚麼能被稱為“聖禮”的愛的詮釋，這關乎到所有人類的關係，被因為是有潛在的神聖，由上帝榮耀的恩典成為潛在的秩序。這個掌握著，創造是要贖回，而不是被上帝抹殺的，那自然是要藉著恩典得以治癒，不被破壞。人類罪惡的權勢成為現實，強調了以上實現的困難，但一種平衡力肯定了善良的創造意識，支撐我們對這種建設性潛力的覺悟。正如任何及所有人類的關係都可以被破壞，他們也因而是可以被恩典治愈的，重新成為秩序。這個令人體會到正當和不正當的自我的愛的分別；有序和無序的對他者的愛；合乎體統和不合乎體統的上帝的愛。它不需要確定所有有關情慾的罪，或者各種形式的自我關心－－無界限的自我中心。奧古斯丁(Augustine)，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喬納森．愛德華茲(Jonathan Edwards)和卡爾拉(Karl Rahner)的著作說明了這一立場。
這種進路能夠吸收有關從科學上的愛的研究。一個範例是阿奎那(Aquinas)的批評，對亞里士多德(Aristotelian)生物學對等級關係和情愛的挪用，被稱為“施舍的秩序”(order of charity)。辯證關係的思想家成為我們危險的警惕，但在其最糟糕的，他們往往駁回科學研究跟十字架的激進要求是無用武之地。聖禮的進路，恰恰相反，可以使人知道如何在基督徒在情愛的想像，可能已經被一些社會條件、文化的假設、或個人偏見高蹺著；相反，如何通過各種手段去展開我們的將來，去圍繞從前不是其自發的接收者的人。
關於科學與科技這種觀點，有關於我們對愛的理解，起碼，只要那些被稱為是“科學”的，其實是名副其實的科學，而不是每日進化的道德說教。進化理論的親屬關係、相互作用、合作，和父母親的投資可被尋求人類心理方面的理解，做適當的批判，可以召募入伍去支持親密關係和婚姻的承諾、堅固和愛的家庭、忠誠的友誼等等。社會生物學當然並非時常在分離科學的狀況(detached scientific vein)發揮作用，但是當它為人類的行為的自然基礎(natural underpinnings of human conduct)，確實提供了合法的實證資料和見解，它應該被挪用。相反，進化理論的仇外心理(xenophobia)、侵略和暴力、性投機主義、欺詐和操縱指向其他自然的可能性，需要加以預見和成為決定條件，進行修改。
重要的是去避免誤解重視聖餐的信德(sacramentality)為僅僅是去適應人類，因而被人類培育建立的愛(domesticating agape)。基督徒特徵的聖餐信德(sacramentality)需要皈依、門徒訓練，以及特點是不斷深化和自我超越的愛的生活方式。聖餐信德(sacramentality)在平常的人際關係上發現恩典，但它也要求這些關係表露神聖的愛。由於我們傾向於無序的自我的愛，正確有序的愛是最尖銳地表現為一種需求去完全否定自己──去“恨”我們的弟兄姊妹，等等。但是耶穌自己保佑那膏抹他的婦女、愛他的門徒有如朋友一樣，遭受痛苦和死亡，為了人類與上帝和好。毫無疑問，一個極其重要的辯證，成了包圍了更多的聖禮敍事(more encompassing sacramental narrative)的次要，而前者不應該被允許壓倒了後者。
Original Article:
Stephen J. Pope, “Self, Others, and Sacrifice: The Ordering of Love”, Empathy, Altruism and Agape: Perspectives on Love in Science and Religion, October 1-3, 1999, University Park Hotel, MI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ttp://www.altruisticlove.org/docs/pope.html
Stephen J. Pope:
- 芝加哥大學神學倫理學博士
- 美國波士頓學院神學系教授
- 最新著作：“Human Evolution and Christian Ethics, UK: Cambridge,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