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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運動電影節

爭尊嚴! 護人權!——香港國際人權日嘉年華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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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不一樣的旺角街頭

〔獨媒特約記者報導〕這天,旺角街頭依舊人來人往,卻帶點不一樣的色彩,平日滿街消費廣告的宣傳架,今日換上了一個個攤位展板,訴說著社會上未為人熟識的故事,以往在報導上才看到的人權議題,進駐生活的集散地,與市民大眾有直接對話。對部份人來說,人權或許太過遙遠、也太過龐大,好像只發生在第三世界,也好像只會在電視螢幕、互聯網這些電子、虛擬世界才存在的事情。

[反高鐵運動之傳媒透視]~第八屆社會運動電影節

日期: 
2010-11-06

導演:陳浩倫 |2010/香港/45分鐘|語言:廣東話

2009年11月, 廿多個香港民間組織組成「反高鐵 停撥款」大聯盟 ,目標是要動員市民阻止立法會於嚴重社會分歧下審批669億「大白象」工程 —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費用。其間湧現了「八十後反高鐵青年」的組織,他們在高度都市化的香港高喊「保衛家園,快樂抗爭」的口號,吸引千名青年參與,三度暫停撥款令社會震驚。多家電視台更於「反高鐵停撥款」集會中使用新聞史上罕見的吊臀拍攝,又有主流新聞工作者鮮有地於網上具名辯論對這場社會運動的看法,引發傳媒界激烈的辯論。

本片將從傳媒工作者的角度重組反高鐵運動的案情。剖析前線記者如何塑造反高鐵運動,為何新聞工業喜歡從感觀操作這件09–10年的香港社會大事。導演將探討記者在事件的角色,了解他們為何受這場運動感動,探討傳媒與反高鐵運動行動者的互動關係。

放映時間地點:
6/11,7:30pm 旺角唐三

地圖請情請往:http://smff2010.wordpress.com/2010/07/30/addres/

認同與超越的覺醒 (唱盤上的單行道:社運電影節)

認同與超越的覺醒
陳智德

在九月底的香港亞洲電影節中,看了麥海珊的記錄片《唱盤上的單行道》,從班雅明的《單行道》出發思考城市經驗以及香港的意義,影片人物遊走於城市,思考在城市的成長經驗,也思考城市發展本身對個人的意義,城市與個人二者其實可以無直接關係,透過歷史回溯,敘述者重新認知或發現二者本來的連繫,但該連繫又隨著城市自身的發展而朦朧。《唱盤上的單行道》正敏感地意識到都市土地與個人認同的異質性,迥異於農民與土地的關係,某種都市的抽離感仍教人在「移動」與「根著」之間徘徊。

電影中,「移動」(moving)與「根著」(rootedness)二詞反覆交替出現,成了影片敘事的模式,也忠實地道出香港成長者的城市經驗,就是「紮根」總帶著巨大的無力感,不是不想認同,而是香港抗拒人們認同的力量大於吸引認同,城市經驗和本土文化的割裂也一再摧毀難得的累積。由是香港成長者也用「移動」作另一方向的尋索、擴展自我和對抗斷裂,但在某一時刻又再因移動的疏離而回頭認識到「根著」的意義及其苦楚。
「有時候,根著,是在穿梭城市的地鐵中行走,卻一點也沒有動。」

讓我們言說那無法言說的--有關香港社區短片系列的感想

讓我們言說那無法言說的
——有關香港社區短片系列的感想

文: 郭詩詠

向沒有經歷過遷拆的朋友解釋市區重建問題從來是困難的。大概是政府的「宣傳」太過「深入民心」,直到現在,我們仍不時聽到有人以「挑通眼眉」的姿態,批評那些不肯搬走的街坊根本是在討價還價,指責他們借所謂社區感情來博取較高的賠償。

如果一切事情都可以用錢衡量的話,這個世界亦未免太簡單了吧。說到底,高斯定律(Coase Theorem)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當然,我們不會天真到說,錢對於街坊來說是不重要的;但是,我們都明白,確實有些事情比錢更重要。當一個社會以為金錢可以作為交換一切事物的中介,我們該怎麼講述那些無法化約為金錢的經驗?該怎麼言說人與人的關係,人與建築物、街道、以至整個小社區的關係,尋找那失落的合法性?

小寫歷史(histories)或許在今天早已是老生常談了。然而,《藍屋的歲月流情》(2007)、《囍帖街.豈能忘掉》(2009)和《嘉咸.女情》(2009)三齣紀錄片卻證明了,若要超越主流報導對個體真實經驗的化約,小寫歷史始終是好用而有效的理念。小寫歷史寫人的日常生活和平民的喜怒哀樂,重新發掘被大寫歷史所遺忘和踢開的現實,讓一直沒有被重視的、被邊緣化的經驗,浮出歷史地表。

重新思考──精神病患與土地的紀實

重新思考──精神病患與土地的紀實
文: Michael

在現代社會裡,人的價值被化約為一堆數字:做事有效率、具有生產力的人才有價值;相反,精神病患者一方面沒有工作能力,而且更耗用社會大量資源以照顧他/她們,往往被視為沒有價值的一群。同樣,土地的價值在現代社會裡也只剩下一連串與金錢相關的概念。我們對兩者的認知如此單一,除了是因為媒體不盡不實的再現外,更重要是我們從來沒有真正去認識和接觸他/她/它們。台灣導演顧允岡的《種菜日記》,如實地紀錄了一群精神病患在農場工作的情況,以及其久被忽略的內在情感;紀錄的同時,也刺激我們重新思考人與土地的關係。

電影中夥伴們工作的農場名為「桃源二村」,是一個由台灣風信子協會於二零零三年成立的有機農場。這個農場的建立,與該協會成員長時間接觸精神病患者有關。過程中,成員體會到精神病患不只是病人,應該得到不同形式的對待,而不只是整天困在醫院裡接受治療,於是在台灣新竹縣新埔鎮的山上建立起這個有機農場,透過一起從事有機耕作,看到精神病患與土地的另一個可能。

導演顧允岡主要紀錄了三位夥伴的情況,分別是文禾、慧麗和燈昌。從他/她們的對話中,我們多少可以理解到現代社會加諸於他/她們身上的壓力究竟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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