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ngham, “Essay 2010 – 2011”，過往數年有關普及法律及法治觀念的Essay。
2012年將會讀退休南非憲法法官Albie Sachs: “The Strange Alchemy of Life and Law”，他專審人權案件。切身問題包括：同性婚姻、房屋權利、社會經濟權利。
Albie Sachs的審案原則是人的尊嚴，而不是公民黨所說的「法治」。他曾於種族隔離時期與白人政權鬥爭，後來於座駕上遭到暗殺、炸斷右手，並失去右眼視力。後到英國讀PhD並成為教授，二十年後返回老家南非擔任憲法法官。
法律人想像法治與一般人想像法治並不相同，區選亦解釋了法治與政治並不同。特首選舉後讀書組將會選讀有關Governance作品，接近Social Theory (e.g. derrida)
價值背後是公義，提倡公義平等的自由主義國家及社會最終侵略殖民地。殖民法律非常落後，是高壓管治工具。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Biopolitic”說得十分清楚，是針對身體的法律──表面上很自由，以為人性解放；實際上是束縛。例如：旺角CCTV監控，防止投擲強水。
第五、六章：平等法律，「法律是平等」的，而門檻其中一樣是錢：“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例如：誹謗罪，平民百姓的Reputation是不需要保護的，因此法律緩助並不包括在內。
Objective：政策目的，法律並不完全是平等的。Bingham說過，不同政策的目的可以作為differentiation (Representation/differentiation是哲學敏感語)，例如：居港權事件──入境政策可以分隔一些人，成為differentiation（差別對待）“save to the extent”！
居留可以Justify？Bingham所講既係，在大家同意之下係可以有differentiation，但梁家傑嘗試解釋居港權問題時沒有講過。由英國前鬥爭及解放黑奴歷史（第一個西方國家廢除奴隸制）到p.57所說的入境政策──居留權，便開始發生問題。因此法治是否有限制？「法律是平等的．．．」後面仲有野？
英國國籍法：
British Dependent Territories citizenship (BDTC)
British Overseas Citizens，BOC
British Nationals (Overseas)，BNO
另一角度，北歐國家，像早月前挪威殺人事件。世俗化社會，強調宗教自由，但另一方面吸納移民，尤其是伊斯蘭移民，他們主張政治體制體現宗教信仰，便會產生矛盾，這便逐漸衝擊原來西方國家的法治。
理想主義──法律平等，與其他不同法律傳統發生衝撞。英國一個宗教要帶頭巾返學，最終要回到法律本身──教育與宗教分離(secularization)，所以判決要除下頭巾。
香港讀法律鮮有讀法律史：(freedom of contract)的歷史是什麼？這是有需要讀的。
Bingham, p.57，人身保護令(Habeas Corpus)出自15, 16世紀。你欠我錢，付錢給法官拉你坐牢，但原來你還欠另一條街數，但那人因你坐牢而找不到你，因此出現人身保護令(Habeas Corpus)為要保證找到你還錢。因而人身保護令的產生是Contractual的，二百年來逐漸發展成權力的爭取。
現在人身保護令常用於無端被拉坐牢而申請放人（48小時過後）；另一情況是政治庇護，立即申請人身保護令，避免譴返原國。Bingham的人身保護令只給與英國國籍法下的人。因此，在伊朗受欺壓而飛去英國尋求政治庇護的人未講完便被譴返，因為不是英國國籍法下的人。
崇高價值──人與人平等。但法治VS現實：當講到入境政策，因為一項政策而令法律不可公平對待所有人。這損害了法治嗎？如果係，對手便會拿以上的History同你講「全世界都是這樣的」。
Tom Bingham所講的英式法治是justify differentiation objective。所以當緊急狀態──國家安全／反恐戰爭，剝奪你權利都得。因此，Intellectual/philosophical Argument：法治是否有界限(boundary)，還是至尊無上？
愛護香港力量或DAB可用Tom Bingham的理論辯論，可以因為淋強水事件而在旺角安裝CCTV監控市民、可以用來justify版權法──「蛇齋餅糭放題」，以法侵權，損害創作自由。這樣法律可將一些事物放在Proper位置，法律知道誰人犯法──清晰版權持有人。法律與權利的衝突一直存在和爭拗數十年。
殖民地法律框框更大，因為以維護政權而壓抑社會為主，立法亦無需照顧閣下的感受，而他們的justification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例如：一個好警察見到法官／港督拍錯車照抄牌，這便是法治社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要守法便不會犯事，不會犯事便能維持社會秩序」，我們聽了很多年。
殖民地法律嚴重侵害權利，但這是法治Rule of Law──要秩序還是要中國的無法(Lawless)？這是殖民地政權經常玩弄法治觀念。
法治主義（的訓練）正是：守法便可，於是讀法律的人會爭拗「權利」，但對手會說，權利與法治一向都有衝突的，權利與道德的關係何在？這樣便有機會將法治決定變成政治決定，例如：民情。
高登創作要豁免的問題，香港政黨在法治問題上不表態而看民情。政治決定是判斷社會信念與形勢。殖民地的法律訓練導致判斷事物的偏差，而法治從來有階級性與族群性，但殖民地講不出口，亦不會講。
如果法律是發展過程：由冇到有，由有變得完善？例如：slavery趨向equality。這個框架似乎unlikely會變動，框架是完備的，這似乎是Bingham的看法。但戴耀廷有「以法達義」，會趨向普世價值，法律像一條河一直向前走，像進化論。
這是階段論VS橫向發展。西方中心主義的法治觀──人人平等，如果法治是崇高價值與理想，便應該在高山，我們要追求法治的高峰，而唔係一條會進展、會向前走的河，好像Abstract的美與醜觀念，沒有進展進化。這是讀“What is Law”時所面對的困境。像Natural Law (end is just)從天摘下來便可。
但如Law as a mean達到just end卻是另一回事，是一種move的狀態。但法律條文係move唔到去just，香港的法治停留法官駕車拍錯車要抄牌，「這是法治」。在殖民社會講just是沒有意義的，只有壓迫，因為法律是強加的，你要conform to這種order，要掙脫加鎖便先要認識自己。但當教法律的人也不承認法治是有階級性歧視性，便會腦淤塞。
遊盪罪即係要解釋為什麼在街上行？但上一代認為遊盪罪是對的，黑社會多、街道要乾淨，便要拉晒啲無謂人，為你好的。其實repressive在運作中，大狀上身講權利都無用。
身分證制度從印度殖民地開始，是數字管理，控制人口。而英國人到今日都是無身分證，你出生便是國民。在英國辯論了很久，為什麼要帶張證出街，證明我是我呢？為什麼你要知道我做緊咩？但香港人在英殖時代已觀念根殖，要有一張身份證。因此Foucault說genealogy。
法律是維持治安，這個角度究竟界線在哪？法律有很多目的，其中是要regulate社會，殖民社會不會先問問你喜不喜歡帶身份證，而你又從無（無從）反對。但當社會逐漸醒覺，有權利意識時，界線便移動。因此，法律與社會變遷是有關係，但法律是一種管治工具。
英式法治制度為了適應資本主義，由18世紀投票權擴展而深化。因此事後justify法治的重要性。而人權觀（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 1948）二戰後才有，三十年前叫Civil Liberties。除了美國，由權利變成憲法的過程是──英國到1997年才有人權法，因為一直以來認為普通法可以保障人權，而香港比英國早有人權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