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六四，許多人都關心年青人傳承的問題。我們都知道，六四時，許多今日的年青人並未出生，出生了的記憶也很依稀。我們便說，給他們空間，給他們去認識歷史吧。
只是，當我們聽到有年青人說清場是「有問題」，而沒用上「罪過」來形容，我們的神經就被刺激了。由未敢忘記，到真相傳承，以及批評混淆討論焦點，其實六四具有一種神學性，它有一個真理的高度，有一個神聖的位置，因此，不可冒犯。
我說六四有「神學性」，不是指六四是宗教事件，而是指它取得了跟信仰一樣的性質，它成為信仰裡的真理事件（套用當代法國哲學家巴迪歐(Alain Badiou)的用詞）；亦因此，若果我們採用神學的資源，將有助我們理解關於六四的種種，打開論述六四的新可能。
容我先談談巴迪歐的「事件－真理－主體」框架：巴迪歐告訴我們，事件建構主體（或稱「我」），「我」對事件的理解，就是真理，「我」對真理的忠誠，就是倫理；他指出，政治、科學、藝術和愛，就是真理的四個場域。
巴迪歐自稱是無神論者，但他的框架是神學的，斯洛文尼亞哲學家齊澤克(Slovaj Žižek)就是這樣認為。他指，巴迪歐的四個場域，範式其實是他沒說的第五個真理場域——宗教。事實上，巴迪歐以聖保羅在大馬色路上遇見基督的事件，建構起他的框架：大馬色路上遇見大光是事件，基督的普世福音是真理，而保羅，就是由大馬色而生，一生為基督的第十三個門徒。
巴迪歐的框架套用在六四是這樣的：六四，就是事件，香港人不論是記者採訪、直接支援，或是在熒幕前，在六四裡接觸到真實界(Real)，並理解出一項真理，就是要見證六四真相，在這一點上，「我」被建構，忘記六四真相，就是埋沒良知，出賣同胞，愧為中國人。六四，生出了愛國的香港人，那是遠早於四川賑災和慶祝奧運的愛國。
真相，是神聖，而渴望無盡未來的平反，具有一種彌賽亞結構。人民不會忘記，呼應著一種以記憶為拯救的猶太－基督教信仰。
年青人的質疑，就如無神論者，或尋道者。有趣是，我們這個年代，習慣懷疑媒體，不信影像，反本質、反真理，但講到要傳承六四，卻不過把影片重播，把剪報展示，竟然信奉的是「影像就是真相」。我們要活在這種雙重標準下，還是現在是重思真理／真相的意義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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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其實催逼我們去反思兩點：一是真相何以重要，二是影像時代怎樣談真相。
先談真相。真相，作為神聖，它總是創傷者的神聖，就像九一一塌下的雙子塔，或日本侵華，或二戰時猶太人遭遇的大屠殺。真相，並沒有不證自明的神聖，它的神聖總是烙印在群體之中，而群體，也正是由創傷所形成。
我說群體由創傷形成（這創傷定義了真實界），這裡告訴我們三件事情：
第一，沒創傷，就不會進入群體。正如基督教有一個說法：上帝是沒有孫的，意思是，上帝只有兒女，只有直接關係，沒有二手承繼。只是，跟歸信不同，六四只會發生一次，那麼，年青人永不能傳承這個烙印，他們只能被受過烙印的身體感染，他們永遠是為我們而思考六四，思考它作為我們的包袱，或作為我們的激情。六四對年青人總是二手的，但他們接觸我們卻是一手的。
第二，創傷被抺去，群體就消失。淡化六四，不是帶領香港人更奔向祖國，而是叫他們背棄祖國，因為六四正是與香港本土的愛國論述雙生的。研究六四的第二代，也需要一種辯證思維，不能抽空「人」來思考事件的真偽，也不能抽空事件來談論「團結人民」。
第三，創傷的是群體，也就是人民的身體。六四不是一個管理學問題，不是一個可能性的玩意，而是身體的記憶。除非你把六四的受傷者全數消滅，否則它一直發揮作用下去。他日，撒謊者被算帳，不是因為他的良心審判他（因此「對得住天地良心」與否不是重點），而是別人憑良心審判他。
影像時代談真相。堅持六四真相，我們必須重新信任影像，信任媒體。不可知論從來是易路，證明上帝艱難得多。
不要天真的相信影像就是真相，也不等於要否定尋獲真相的可能。我們需要思考怎樣鑑別真相，在只有影像的年代，這不能比文學鑑證馬虎。我們要在編修的縫隙中尋求真實的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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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想起一套壞鬼神學，是曾特首說的。
他說，國家的富強是有目共睹的，就像教徒指著那些超級大教會說：他們的富有，不就證明上帝賜福給他們嗎？
只要祝福、讚美、和諧，不多不少說明社會（及教會）走歪路。
他們聽不到上帝的殿前，有閃電、聲音、雷轟、地震、大雹（啟示錄十一章19節）。
－－轉載自基督教網絡平台iQuest，網址：http://www.iquest.hk/（2009.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