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埋頭苦幹寫論文之時，見證學生罷課，佔中三子和香港市民的非暴力抗爭，也目睹了香港政府，特別是特首梁振英、警務署署長曾偉雄號召全港警察向抗爭的學生和市民施以暴力，發放胡椒噴霧和催淚彈暴力行動，黑社會介入打擊佔中和平集會，我也思想自己獨自的罷學對這場運動有何意義，那倒不如寫寫我讀了一些關於南中國區域史的皮毛，說說今日香港這場非暴力抗爭在中國大歷史框架下的意義。
回歸以來，香港社會輿論親中派人士不斷吹棒愛國的重要性，前一陣子討論政改時更鼓吹一位愛國愛黨的特首。除了如評論者提出忠於「黨」與「國」之間存在差距外，其實所謂效忠國家，箇中的理念和精神，並實踐情況也存在很大的差異。特別是，中國地大物博，所牽涉的族群又多，各自地區省份對所謂國家的認同感也存在一定的差異，如今日的新疆、西藏等問題，乃可歸咎於中共堅持以滿清版圖作為今日國家版圖的依歸。
廣東人=漢人？同化與叛逆
廣東人在漢唐朝代被稱為越人，是南蠻一族。廣東人歷代安居在南嶺以南的珠江三角洲一帶，與北方中原的漢文化有一定隔鄰，語言亦自成一系統。據學者研究，廣東人真正被漢化，是始於十四世紀明朝里甲制度，大概是等同於一種人口登記和稅制制度。自始，廣東大家族開始考科舉、建祠堂、寫族譜，正式歸化為炎黃子孫。有趣的是，今日仍有不少廣東人留存一個信念，認為我們是漢人中的漢人，原因有二：（一）廣東話比普通話更接近古漢語；（二）我們的族譜多追溯我們的祖先是在南宋和元朝年代，因北方戰亂而遷到廣東珠江三角洲定居，相對北方人卻被看為早與金人、蒙古人等北方外族混雜一起。有趣的是，廣東人雖然歸化稱為漢人，但歷代的廣東人不一定完全效忠「皇權」。所謂「山高皇帝遠」，昔日廣東人對清廷存有一定的距離，清末期間，家族性的械鬥嚴重，包括本地與客家之間的衝突，大清皇朝也不一定管得到。廣東最出名稱為「革命發源地」，正好表示箇中的吊詭性。辛亥革命是反清廷（(1911年）)，後來的廣東革命卻是共產黨革命，反國民黨（1927年12月11日）。
香港人國民身分認同
無容置疑地，自中共立國，為控制人民制度單一愛國主義的論述，愛國愛黨，廣東的多元文化就慢慢遭受同化，加上改革開放後的三十年，大量的人口遷入城市，廣州乃變成與一般中國大都市無異。相對來說，過去與廣州唇齒相依的香港，吸納大量廣東難民，政治立場早已對共產黨不信任。這個所謂受英國殖民管治的奇葩，卻在這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中建立具地方色彩的國民身分。在回歸以後，這個不夠愛國、受殖民餘孽的香港，所謂不中不西、又中又西，自然而言地建立一套獨有國民身分的特色：它不是對國家完全的效忠，它渴求民主自由人權等的核心價值。在本土意識抬頭之下，香港人自有一套愛國情懷。香港市民的國家意識，並不一定來自聽了幾多次國歌和見證幾多次國旗的升起，而是我們見證過八九六四天安門運動的洗禮，〈血染的風采〉是我們集體的記憶。直至廿五年之後，每年六四仍有不少群眾自動自覺地到維園參加燭光晚會。無論從基本法廿三條立法的抗爭到反國教的爭取，或今日膠著的黃傘運動，都存在著對一黨專制政權的不信任，並提出對民主直選制度的訴求。
如果我們只強調本土香港是否得以享受民主自由人權的社會制度，堅持要實行已故國家領導人鄧小平的空頭支票——「一國兩制」，這或許太過偏頗和狹隘，只站在香港人立場，落入邊陲主義的盲點。事實上，地方主義和國家主義之間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張力和糾結，有地方特色的空間，同時也會對國家大一統產生相互的調節，這也包括上文提到廣東人歸化炎黃子孫的歷史。正因如此，香港今日的困局和未來，我認為要放置在更大的中國歷史發展和它的未來想像去看。某程度上，正正因為區域對國家的影響，所以今日的國家領導人習近平對香港直選問題不能退讓，背後的隱憂不是香港本身，而是國內其他地區不同族群一直存在的張力，退與不退，放與不放，的確是當權者頭痕的問題。
地方自立，共和的想像
由此，令我想起，在清末政治最紛亂的時候，有識之士提出聯邦共和制度的想像，若要國家強大，先要地方自立。廣東文人兼改革派人士區榘甲也早於1902年寫了一篇名為〈新廣東〉的文章（輯錄自張玉法編（1980）：《晚淸革命文學》，頁1-49）。箇中提到廣東要自立的問題，藉此建立一個自強的、真正的共和政府，強調地方自主。我要提出這也是今天對中國將來的想像。當我們太過口號式的提出「結束一黨專政」，我會問那下一步會是怎麼樣？我說：那是朝向一個真正「共和」的國家，可容納不同地域族群有自立、自主、民主的多元天地。換句話說，不要小看南末中國的一隅——香港，今日民主政制的爭取，是為中國走向真正的「共和」而努力！互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