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傍晚，我們一班同學聽說晚上會有事發生，於是打算吃過飯後，到廣場上去，準備吃幾棍子，然後給扔上大卡車。那時，電視開始播放特別消息，說北京發生反革命暴亂，戒嚴部隊要執行工作，叫人不可隨便走動，否則後果自負。我們那時並不為意這「反革命」，到後來才悟出竅妙。如果李鵬沒有說謊，那麼黨中央和國務院真的沒有說過學生在搞動亂──直至六月三日傍晚。這時，學生──也包括市民吧，都搞起動亂來了，而且是「反革命」的。因此，六月四日通緝名單出來了，學生領袖都榜上有名，然後是幕後黑手，然後是搜捕，等等。
現在，「反革命」早已成了歷史名詞，但那時卻是一條死罪。我們在一夜之間幹過甚麼了呢？實在甚麼也沒幹過，也無事可幹。廣場上的大陸學生在閒坐、睡覺，頂多隨便聊聊，恣意罵罵。香港學聯則不遠千里運來帳篷，準備安營紮寨。我們一些同學覺得無所事事，早已想著要離開，或者到別的省市去看看。只是幾天前的一個晚上忽然有一批少年兵要衝進廣場，情形一下子緊張起來，便又留下來了。那些少年兵幸好沒有配槍，也不穿整套軍裝，否則可能已經打起來了。我在街上聽到一位市民罵道：都沒事了，又搞起來！
怎麼又搞起來了，而且成了「反革命」的呢？這也許得發鄧小平於地下，但這很渺茫，或者由共產黨自己來表白，但這也同樣渺茫，因為多年以來，「反革命暴亂」已經偷偷的變成一場「風波」，輕描淡寫過去了。這之所以很有些人在提到「六四事件」的時候，往往甩掉了這一節，把平息「反革命暴亂」說成是恢復社會秩序，但他們卻未一顧清潔街道、掃淨垃圾、疏導交通等事情竟動用了真槍實彈的事實。
上面說的話，其實我在十多年前已經說過。
直至現在，似乎每年「六四」之前，都會有些言論出現，然後引來一串反應，來來往往，至「六四」而消失。那一年也不例外，我於是便發了以上一通看法，記得是在維園集會後的一個場合之中。我並不切切於說這些話，只是覺得這個方面似乎不大有人說，而且那時的話並不曾筆之於書，所以才想到寫下來。而我想說的，反而是十八年中間的一些點滴。
八九年下半年，「六四事件」餘溫猶在，好些中學都辦活動來教育學生，請了我們這些上過京的人到校和同學分享所見所聞。我也參加過幾次，還記得一次在我們說完之後，校長給同學補上一句：北京學生為民主這樣了，你們覺得應該怎樣呢？
又有一回是在一個生活營裏，一位名師帶著一班年齡較長的學生搞暑期學習。我說完之後，名師也補上一句，彷彿我說得不夠清楚，或者故事的教訓不明顯，未能達到教育的目的。我總想起很久以前看過一部關於法國大革命的電影，一開場是一個小孩子在浴桶裏，一個女人給她洗澡。房子外面沸沸揚揚，一聽便知是群眾正在鬧革命了。女人一面洗，一面教孩子背誦「人權宣言」。可是孩子顯然沒有背熟，「人生而平等……」啪的就一個耳光。再背，也不熟，啪的又一個耳光。如是賞了好幾個耳光。我想，嚴師出高徒，教訓自然會有好學生，但是，如果北京學生都聽教訓，恐怕是不會有八九年的事的。
過了許多年，又到「六四」，這一年一位朋友原本應邀出席一個討論會，但後來改變了主意，於是叫我去替代。我不知可以說些什麼，他說以上京學生的身份說點什麼吧。我驟然感到一點異樣，彷彿給人拿來充數了。我已經忘了我那時的說話內容，但我還記得，討論會完了主持人竟然對我說了一句也十分異樣的話：我怎麼知道你會說些什麼，現在看來也可以的。他好像以為我可能出了他的規範，但幸好結果沒出亂子。我馬上產生一種被利用的感覺。我們原來不過是一部大機器的小螺絲，是一個雄圖大略裏的一枚棋子。我並不介意被利用，只要有用得著的地方，又不過份，是無妨的，只是一經點破，感覺總不大好。香港的言論不能說不自由，但我時常聽到說話和讀到文章，總禁不住覺得那是一些安排。小姐太太穿衣服，時常警惕是她在穿衣服，還是衣服在穿她，也是這個道理。那麼，是我們在寫文章，還是文章在寫我們，也是一個問題。前幾天看報，有一位作者說，現在報紙版面多，報館聘請一群記者，每天忙著填滿這些版面，實在也是說的相同的狀況。我時常感到我們是生活在一個媒體社會裏，在這個社會裏，我們的生活成為媒體的事件，而在媒體事件裏我們才生活著。現在來寫這篇文章，是否也在「填溝壑」？但願這是我在做夢，現實並不如此。
其實，我何嘗沒有規範別人，權力大小不同而已。「六四」之後，我們這種人每年如常到維園集會。大約是第三四年，乘小巴在維園對面下車，下車的時候，後面一位乘客忽然說：還在搞！他大概已經開始感到不耐煩。我看他不過是個少年人，現在應該差不多踏入而立之年了，看見又搞了十多年，不知會作何感想。而我那時是不免憤憤然的，因為在這樣的大題目之前，絕對不能含糊。然而，越到後來，我便越不這樣想；第一毋須深責，第二不必宣傳，第三可免交棒。鄧小平說，殺一批學生，只要用十年，又可以再培養出一批。其實即使不殺，二十年培養出幾批，這幾批人是不會有甚麼包袱的。我覺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事，或者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那一代人活在「六四」裏，不必其他的人也一樣，其他的人也應該造出一個他們自己的「六四」，活在自己的「六四」裏。因為，道德不是包袱，也不要成為包袱，道德是自覺的。所以，我並不說甚麼「在維園見啦」之類的話，去不去坐坐，悉隨尊便。至於我們這種人，自然還是每年如常到維園集會。
二零零七年六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