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的辦公室內，仍張貼著他2006年時，就前特首曾蔭權頒佈的一項「行政命令」（《執法（秘密監察程序）命令》）提出司法覆核的報導。該「行政命令」容許高級警司及以上執法人員，授權下屬進行各種監控活動，並在頒令翌日生效。（攝：朱嘉浩）
（獨媒特約報導）2003年7月1日，50萬人上街反《基本法》23條——一條有關「國家安全」的憲法條文首次呈現在港人眼前。2006年8月6日，香港回歸接近10年，政府只用4個月的時間，力排眾議，在沒有公眾諮詢、100多項修訂動議全數被建制派否決的情況下，《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正式立法，旨在平衡執法機關在「偵測嚴重罪行」及「維護國家安全」的祕密監控權力與市民的私隱權。
條例由審議至立法的4個月裡，范徐麗泰是立法會主席，議會正熱烈進行第一代「拉布戰」。由劉江華為首的建制派大戰「反對派」，我們熟悉的一眾政治人物，李柱銘、余若薇等，積極發言並拒絕條例草率通過。當中也有吳靄儀及涂謹申，二人不約而同，把條例扣連《基本法》23條，並被媒體喻作「借屍還魂版23條」。
由當時保安局局長李少光承諾的「三年修例」，一直延至立例接近十年後的今天——2016年6月，立法會餘下涂謹申及梁國雄（長毛），正在就條例的修訂作三讀辯論發言。
特首頒行政命令 賦權執法機關監控市民
梁國雄提司法覆核：「行政命令不等同立法」
時間回到回歸前夕，1996年，法律改革委員會發表報告指《電訊條例》第33條授予執法機關截取通訊的權力過大，或違反香港人權法。立法局在1997年6月通過《截取通訊條例》，特首卻一直不肯簽署，拖延立法。
2005年，在法院兩度強烈批評廉政公署（ICAC）的祕密監控手法沒有法律依據（曾竊聽當事人與律師交談），並判決其秘密監察行動抵觸《基本法》第三十條。當時特首曾蔭權頒佈一項「行政命令」，全名《執法（秘密監察程序）命令》——容許高級警司及以上執法人員，授權下屬進行各種監控活動，並在頒令翌日生效。
各立法會議員紛紛批評特首做法違反《基本法》，當時古思堯及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就此向法院提出司法覆核。長毛憶述當時提出司法覆核的原因，是在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涂謹申的推動下，1997年立法局通過《截取通訊條例》，防止執法部門濫用權力截取通訊。然而條例通過後被「凍結」，當時特首曾蔭權要以行政命令代替法律。
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攝：朱嘉浩）
「當時我提出司法覆核就是要說明一件事，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行政命令不等同立法，特首是沒有立法權的。」長毛清晰地說。
2006年2月9日，原訟法庭裁定《電訊條例》第33條違反《基本法》後，政府仍不願就《截取通訊條例》立法，案件上訴至終審法院。同年7月12日，終審法院判決有關法例違憲，侵害市民的通訊自由與私隱權。政府避無可避，即時要求法院宣告推遲6個月實施有關法例。由是，當時立法會被限制須在極短時間內趕工通過《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的立法。
「所以在輸了官司後，政府就要立法監管香港人的通訊自由，包括通訊保密。」
倉促立法《條例》充滿漏洞
劉江華：一項修正案都不能讓它通過
《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草案2006年在立法會審議時，長毛描述「以劉江華為首的建制派」大力反對他們提出的修訂，使條例即使通過，仍充滿漏洞。
翻查當日報導，當時劉江華在會議時曾說「一項修正案都不能讓它通過，不能夠讓反對派破壞治安得逞。」當時「反對派（泛民主派）」有四大修訂方向，一是執法機關違規須刑事化，二是條例須定期修訂，三是監聽的資料銷毀的程序，四是法庭是否須有法官專門監察《條例》的實行。
「違規監聽行為沒有任何刑事責任，很難向執法者去追究。另外監聽的資料理應需要銷毀，免被監聽者的私隱在執法機關任務結束後，仍被侵擾。但是如果監聽的資訊須作為執法機關的情報，這情況下又不能銷毀。這是不合理的。」長毛說。
長毛提及，當時的公民黨立法會議員吳靄儀提出，兩年後失效的「日落條款」修訂，即政府須每兩年對條例進行檢討修正。議案引起議會內的激烈辯論，4天的馬拉松式會議裡，「日落條款」修訂由晚上辯論至凌晨2時表決，並終以32比18被否決，泛民隨即集體離場抗議。
泛民主派2006年審議《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曾集體離場抗議（來源：蘋果日報）
吳靄儀當時回應傳媒曾指，因為議員對通過這條法例始終耿耿於懷，雖然現在通過法例可解決法律真空問題，但確保兩年後可檢討法例，讓市民不用永遠承受這條充滿問題的法例。而事實證明吳靄儀當日的擔憂是正確的，保安局沒有信守「3年全面檢討條例」的承諾，並在十年後的今天才作修訂。
非政府／境外監聽不受監管
我有被監聽嗎？
涂謹申曾在上星期審議《條例》修訂三讀的立法會會議上笑稱，現在監聽技術已很先進，不會再有傳統坊間常說的「有回音」、「突然細聲」等的情況出現。而且科技發達，人人都用電腦，電郵、即時通訊軟件、元數據等比「勾線」能獲取更多情報。
問及長毛曾否覺得自己被監聽，他爽快地說有。
「我覺得自己曾被監聽過。監聽不止是偷聽，同時還包括網站、網絡間的通訊等，正如我的網站曾被『佔領』。但這是不是特區政府的行為，我是確認不到的。」
長毛說《條例》只監察政府，沒有監察普通人及境外的機構組織，即如私人的監聽行為，這樣對他（政治人物）的保護是不足夠的。
「如果大陸對我進行監聽，現時的法律框架下，我根本不能追究。」長毛支持《條例》須讓市民向政府查詢自己是否有被監聽（現行條例下，市民有權向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查詢）。長毛補充，對於普通人來說，他們有權利在被監聽後，發現沒有被刑事檢控後，執法機關所得的監聽資料都應該銷毀，同時被監聽的當事人得悉此情況。
註：
《基本法》第三十條
香港居民的通訊自由和通訊秘密受法律的保護。除因公共安全和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有關機關依照法律程序對通訊進行檢查外，任何部門或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居民的通訊自由和通訊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