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凡國際金融或基金組織選香港為經濟最自由城巿，香港的媒體總表現過份的雀躍，元旦 “反亂港政客” 遊行的一個主要主題，亦是領匯擱置對香港自由經濟的傷害。然而香港媒體對這 “經濟自由” 付出的代價卻探討不多。
經濟自由的指標是建基於一系列經濟狀況，如貿易障礙、經濟干預、通漲情況、資本流動及投資的限制等。在現今主流經濟的論述下 (或稱華盛頓觀點，更常稱為新自由主義或新右) ，好的經濟自由體應是貿易障礙及政府的干預 (如各公共開支) 越少越好，通漲要低，赤字要少，對資本的流動與投資的限制當然同樣越少越好。
若我們回顧香港回歸後的政策取向，不難發覺秉承的正是新自由主義的主張。例如私營化，將政府服務外判，削減公共開支，強調滅赤，維持低稅制，放任資本流動政策，以至堅拒設立最低工資、最高工時等，莫不是新自由主義的教條內容 (教條：借Stiglitz語，因政策背後需要的社會條件及配套是全被抽空的)。
但，香港付出的代價是甚麼呢？
第一，壟斷資本主義的形成。新自由主義從來只著眼公、私營的對立，可對私營企業的壟斷問題卻從不關注 (注1)。香港政府的私營化道路，亦正是沒有把壟斷作為私營化應避免的形式。以領匯及西九為例，一籃子出售或單一招標無疑是最省時的私營化方案，但結果將是民間多元發展的扼殺，巿民經濟生活越加操控於大財團手中，壟斷的結果更令 “經濟自由” 成黑色笑話 (沒有選擇，何來自由？)，而企業獨大的結果更是向政治的滲透，讓政治服務於小數財團利益。這樣，香港巿民不單是經濟自由受損，即使是政治自由也同樣受傷害。
第二， 富裕貧窮的社會。香港可謂表面富裕但實際貧窮，為了回應新自由主義收支平衡的訴求，還有放任資本流動的政策，香港縱有萬億儲備也不能應用在社會所需上，將教育、醫療、福利開支一減再減。為了滅赤，將年賺十多廿億的房委會資產出售，換來只是區區二百多億，民間以殺雞取卵形容實貼切不過。
儲備不投放在該用的地方，用在哪？卻用在 “捍衛” 聯系匯率的機制，以制衡國際熱錢的衝擊。其實，抗衡衝擊的較簡單方法，是對游資征收稅款。雖知，即使是西方國家，也是從上世紀七十年代起才撒消資金流動的限制 (因投機不同投資，對一國沒啥貢獻)，而國際流動資金帶來的衝擊，即使對英國如此大的金融體系也曾造成危機。九八亞洲金融風暴後，馬來西亞決意征收資本流動的稅項，以避免金融風暴再次發生，結果無礙成區內復甦最快的國家。可是香港正為這 “經濟自由” 之名，將儲備凍結，讓港府成了守財奴，換來的是既不經濟 (如賤買資產) ，亦不自由 (沒有了自主的貨幣及財政政策) ，和社會各項資源的匱乏。
第三，社會結構與凝聚的破壞。金融風暴後經濟不景，大量公司結業、重組，令裁員、減薪成回歸後香港經濟的常態，失業率高企，僱員的職業穩定性大大削弱。如今大量私營化，公共服務外判，無疑令情況雪上加霜，後果堪憂。
英、美自八十年代新自由主義抬頭，無疑是取得了較佳的經濟增長，但代價是 “underclass” (不知怎樣譯) 在各城巿的出現。Underclass 是指城巿中的貧窮階層，他們未能融入主流經濟，失業、貧窮、吸毒、少女未婚懷孕、高離婚、高犯罪率成了這些地區的特點。此外，兩地整體社會亦面臨傳統社會及家庭制度瓦解的威脅，高離婚率 (注2) ，高犯罪率 (注3) 成兩地棘手問題。
在香港，類近的問題亦越受關注。失業重災區如天水圍的出現；因工作不穩定而致高離婚及生育率下降；青少年因長期雙失而成的朋黨、吸毒及犯罪問題；還有一直為這群年青人而構思的 “超級監獄” ……
以上提及的不是獨特事件，而是跟新自由主義的信條有密切關係，香港政、經、社會及文化面的穩定元素正不斷被蠶食。政治的越加欠缺自主，經濟的越加不穩定，社會的制度失落，文化的空間扼殺，在在把香港變為 “劣質資本主義” (借J. Gray語) 的典範。
香港社會實在急需為新自由主義的信條進行回顧與反思，以探索一個更切合在地需要的方案。
注1. 正如 stiglitz 指出，新自由主義的全球推動者是 IMF 及世銀，IMF政策主要依遁美國財政部，而財政部跟美國金融界關係千絲萬縷，美金融界更關注的自然是私營化帶來的商機，壟斷的結果也不過是跟地方財閥瓜分利潤，不損其利益。
注2. 美國的離婚率高於50%，工作不穩定而衍生的長時間工作，減少家庭團聚時間，及因工作需要致夫妻長期分隔兩地是重要原因。
注3. 美國的 “在囚率” “incarceration rate” 已從八十年代初的每十萬人口的百零幾升至現在的四百多近五百，成全球之最。原因包括社會保障的不足，如美國只能提供六個月的失業保障。但更大問題是結構性貧窮，因少數族裔及貧民區居民是不易從主流經濟中獲得工作的，犯罪便成了貧窮的可悲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