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剛過。五四是中國知識分子自發的運動，表達對列強侵華的反感。其實被侵略的屈辱不是中國特有的，殖民者利用船堅炮利的優勢，張牙舞爪，在各地幹了不少劣行，四大文明古國，哪個不曾受這些屈辱？印度曾淪為殖民地，且國民被邱吉爾評為除了德國人外最卑劣的人種。埃及也曾淪為殖民地，現狀跟中國是難兄難弟。古名「巴比倫」的伊拉克，現在正頹垣敗瓦。因為深厚文化背景，這些國家遭受的已是較好的遭遇，更差的例子多的是。
非洲被侵佔後，黑人淪為奴隸被隨意買賣，遭遇連牲口也不如，北美印第安人口曾多達二千多萬，殖民地者來後一度降至不到二十五萬。近日讀了西雅圖酋長（現時華盛頓州西雅圖就以他命名）一八五五年被白人迫簽和約並趕往山區前的一番講話，結尾說：「當晚上，你們街上寂靜無人時，其實我們祖先的幽靈還在閒蕩，因為他們熱愛這塊美麗的土地，他們亙古便在此，白人不會孤獨。就請他們善待我們族人，已去世的並不是無力的，死只是世界的一種轉換！」那種無助和屈辱，溢於言表。
被人欺負不是中國獨有的，怎樣反省和改進，卻是決定民族可否繼續生存的要素。五四所提出的方法是邀請德先生（民主Democracy）及賽先生（科學Science）來華。
「五四」多年，賽先生的到臨終被接受了，德先生到目前為止，仍是不受歡迎人物。中聯辦最近才說：想要回鄉證，就不得反對一黨專政。也還有李光耀等人，仍在吹捧「亞洲價值觀」，認為自由、人權等對經濟發展產生壞影響，況且民主人權是西方價值，跟東方的理念格格不入，亞洲人並不歡迎西方價值觀，東方的理念強調和諧、秩序與紀律。故此，報刊審查在東方社會是合情合理的，沒有反對黨也是極之正常的。
種種迹象顯示，中國甚至香港都在向「新加坡模式」前進。經濟學名儒，諾貝爾獎得主沈恩（Amartya Sen）教授，一九九九年出版的《Development as Freedom》（《自由與發展》），就花了不少篇幅批評李光耀模式；認為人權、民主自由不會阻礙經濟發展，而且是經濟發展的動力。
在他的研究中，有言論自由、公平選舉的國家，未曾發生過饑荒。饑荒只在一黨專政，沒有言論自由的國家出現。民主制度促使政客要對選民負責，這種問責制度就成了解決饑荒的動力，防止饑荒的出現。反之一黨專政等極權國家不用問責，便會出現很多「何不食肉麋」的官員，不理民情也不在乎人民的死活。
在反駁李光耀的東方人不喜歡西方民主自由價值觀說法時，沈恩以南韓、台灣為例，他們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也熱切地爭取各種民主和政治自由。昂山蘇姬更是一個很好的反例，說明有東方人視民主自由人權比生命更重要。
中國最近強調經濟發展，但卻有意忽略政治自由的進步，步伐跟新加坡一樣。其實這是一種倒退，我認識不少學人，在新加坡任教後，感到新加坡比中國還「難頂」，控制更為無孔不入。
沈恩「發展與自由」的基本概念，是發展和自由是分不開的，發展是將人們從勞役中釋放過來，增大人類的自由度。貧窮是一種經濟上的勞役，經濟增長固然可以解決溫飽，但經濟發展須與其他自由相輔相成，沒有其他自由，間中總會出現一些暴君，胡作非為，打斷經濟成長，成果也只能為權貴獨佔，不能為平民百姓所分享。況且生存不是為了要吃麫包，單獨追求經濟增長而漠視其他方面的進步，不應是社會發展的目標。
經濟成長只是一種手段，能讓人們享受各種自由賦予的喜悅。包括參與決策制訂的自由，避免凡事憑長官意志行事。對官僚運作的知情權及透明度亦是重要的自由，沒有這種自由，貪污叢生，公義不彰。還有不受箝制的創作和表達自由，不但是各種藝術、文學和科學創作的泉源，亦令生命更有意義。
對勞役的擺脫和對自由的追尋，是人類的共同目標，將人說成只愛任人支配，吃得飽便沒有其他追求，這是黑奴販子曾用來美化其醜行的論據。這樣的論據，怎可以再應用於今日的亞洲人？
林自強
蘋果日報 2005-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