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歐盟裁定「美國-歐盟 安全港」協議失效，再掀全球有關個人資料保障與資訊流通的爭議。上回提及，裁決源於一名奧地利私隱學者Maximilian Schrems（Schrems）隻身控告美國的大型監聽計劃嚴重侵犯其個人私隱。這位原訴人其實大有來頭，他更形容裁決是「網絡私隱保護的里程碑」。究竟是甚麼原因使他大費周章，不惜直接打擊美國的商貿發展，與一眾美國商家為敵，也要控告美國？這裁決又是否真如Schrems所言，得以保障網絡用戶的私隱？作為用戶，我們又須為此付上甚麼代價？
斯諾登餘波：現存私隱法例真能保障我們的私隱？
首先介紹這位隻身單挑美國，成功告上歐盟最高法院的奧地利私隱學者Maximilian Schrems。相信我們也不忘2013年，美國中情局成員斯諾登（Edward Snowden) 揭發美國國安局的大型監聽計劃（NSA's PRISM programme）事件；當時一陣網絡監聽疑雲席捲全球，更爆發一連串對網絡保安及私隱的爭議。這風波不因年月平息，反如種子，不知不覺間在世界各地盟芽。
2008年，22歲的Schrems還在奧地利的大學修讀私隱法例；其中一個學期，他到美國交流。上課時，老師邀請了當時Facebook的私隱律師 Ed Palmieri 作分享； 他赫然發現， Ed Palmieri身為代表Facebook——坐擁14億用戶，達全球人口接近四分一的網絡巨頭——的私隱律師，卻竟對歐洲保障個人資料法例的理解異常粗淺。Schrems立即決定以此為論文題目，由研究Facebook對其身處的國土（愛爾蘭，以擁有嚴密的私隱法例聞名）私隱法例的誤解作起點，昂然踏上其成為私隱倡議行動者之旅。
Schrems引用歐洲的私隱法向Facebook索取他由開戶至今，Facebook所存留的資料。結果使他震驚——Facebook送來一隻CD，內附有接近1，200頁的紀錄，包括他曾發佈的所有動態、曾加入的活動、他曾「friend」及「unfriend」的用戶、他的每個「Poke」（Facebook特有的功能，一如打招呼say hi），甚至是已刪除的資料及他從未提供過的電郵地址，都一一存留在Facebook資料庫內。
每個「Poke」都會被Facebook存留成紀錄。
2011年的夏天，Schrems回到奧地利，隨即組成一個行動者組織，名為「Europe v. Facebook」, 並於2015年2月開設同名網站，在奧地利發起一連串保障用戶資料的充權運動。他號召25，000 位網民一同參與「集體訴訟（Class Action）」，並以個人名義，引用愛爾蘭的私隱法——「數據保護法（Data Protection Act 1988-2003）」直接控訴Facebook及美國的稜鏡計劃（大型監聽計劃）嚴重侵害其私隱。他要求Facebook歐洲分公司所在地——愛爾蘭共和國的法院裁決「美國－歐盟 安全港」（US-EU Safe Harbor，下稱「安全港」）法令無效，案件上訴至歐盟最高法院。並於日前裁定協議失效。在此裁決下，企業在歐洲的數據不能自由傳送回美國本部。
Europe v. Facebook網站
許多美國的巨頭企業，如Facebook、Google及Microsoft 等，也在愛爾蘭設立其位於歐洲的總部，藉以避過美國繁重的進口稅。Schrems曾在媒體訪問中表示，正因此，他可以用愛爾蘭嚴密的私隱法例控告美國企業。此訴訟絕對與愛爾蘭用戶的資料保障有直接關係，因愛爾蘭用戶的資料，在「安全港」的許可下，也許會流通並存留在美國。
因此現在的裁決，能否真如Schrems所言，可保網絡私隱仍是未知之數；畢竟如果用戶沒有足夠的網絡保安功夫，又把個人資料胡亂發放；限制資訊流通除了打擊言論自由外，實無其他保障私隱的功效。但這裁決能確實反映的，除了反映歐盟以限制資訊流通作保障私隱的趨勢外，更明顯直接打擊美國企業的賺錢大計。「安全港」失效後，當然不代表美國與歐洲間的資訊流通會中斷（畢竟這是商業行頭的世界），只是，美國企業日後要進行跨境的商業活動，就要付上更昂貴的金錢代價了。
看畢Schrems的經歷，猶如聽到一個現代版「唐吉訶德」式的故事，但又與香港有甚麼關係呢？香港現在有就跨境資訊流通訂立法例嗎？作為香港的用戶，如果我也懷疑有人跨境地取用或儲存我的個人資料（好像Facebook其實會否儲存了我幾千頁的資料？），我可以向誰查詢？
另看：〈歐美私隱大戰正式揭幕（一）——私隱保障 VS 資訊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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