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第八屆香港社會運動電影節影片《阿賀河上的日子》的影評,
影片放映:日期: 17/10/2010星期日| 時間:7:30pm| 地點: 鯉魚門榕樹頭,地圖請去
http://smff2010.wordpress.com/)
最後，當然是有關告訴你這個故事的人，佐藤真與拍攝團隊了。
我本人對於許多旁白的紀錄片，一向沒有太大的好感，總覺得有個自命有上帝視覺且事不關己的人，在旁邊指手劃腳，好生奇怪。不過，《阿賀河上的生活》這片裡的旁述，是讓我甚有驚喜的。影片裡的旁白和字幕，同樣是負責旁述的功能，有時是拍攝隊伍用好有感情的聲音講出一些事情，有時是用很美麗，彷彿是拓印似的日文書法寫出來的。什麼時候用旁白什麼時候用字幕，似乎沒有一定的定律，但又有一些傾向。我感覺到的是，有時彷彿一些很重要的訊息，或者好似是作者不想打擾那個螢幕中進行的事件時，就會用全畫面的拓印似的書法字，帶出訊息，而不用旁白。用旁白時，卻不太像一般的旁白，而是像一個孩子，很誠懇地，在向一個朋友，講述著一些親近的長輩的生平與瑣事。當中，不無一種懷念的情緒，這也不難理解，由於這些老人家已經大多屆七、八十歲，而且是傷患病者，所以，相伴一起的時間，可以想像，並不會很長了。事實上，米餅爺爺加藤在拍攝期間，剛好過身了。
就由於作品內到處呈現著這種拍攝隊伍與被拍者的親近關係，就會有人談到：脫離政治的包袱，走入生活，真是好啦；或者反過來：脫離被壓迫的人的鬥爭，軟性懷舊，實在無意義。不是我瞎猜啊，網上所紀錄，在台灣放映後座談裡，真的有這類討論，只不過，還未找到這個討論的仔細內容。
「走入生活」的政治意義
從一個對佐藤真放映後座談的文字紀錄了解到：「導演提到開始進行拍攝工作時，確實有搞運動的人士極力希望片子能從「運動」出發，做為抗爭之用。但另一方面，患者也提出希望片子能呈現出「人的尊嚴」， 呈現出即便是做為患者也是極具尊嚴地存活著的。」文字紀錄談到，導演最後選擇了後者，「雖然因而失去了運動人士的資金補助，也就脫離他們的要求與控制 。」
紀錄該談話的學生說當時導演決定「離開『運動』，走入生活」，我不知這是否導演本人的話。我自己不會這樣把「對抗不公義的制度」和「生活」做為一組相反對立的概念，也沒有在《阿賀河上的生活》中看到這樣的對立（反而看到了融合）。再者，我認為把這兩個概念對立起來打架，絕對不利於對公義的尋求：我們對抗不公義，是為了讓所有人過有尊嚴的生活，不是嗎？
然而，我也看到該學生寫「運動」二字時用了引號，根據上文下理和對引號的理解，我認為應理解作「某種運動」之意。如果有聲稱搞社會運動的人，表示運動中的弱勢社群的「人的尊嚴」的重要性低於「宣傳運動」，那這種「運動」，的確需要被摒棄。
從社會運動者的角度來看，你看那時間的幅度：1965-1992，如果爭取一件事的公道長達廿七年，每隔一段時間就上法庭，這個爭取無疑已是你春來秋去的一部份。為尊嚴和為公義的抗爭，如何與受壓迫者的日常生活扣連成一個整體，這是我在影片中所看到的一種景象。我想，運動的組織者，必先明白與了解，才有與弱勢社群共同抗爭的基礎吧。佐藤真自己也說過這個作品是師承小川紳介和土本典昭。農業發展、人類與自然的關係、權力不平等的思考貫穿小川和土本的作品。與其說「走入生活」，我想，寫得確切一點，是「走入被侮辱和被損害者的日常生活」，換句話說，不是用運動綱領帶動一切，而是由下而上地，了解社會運動的價值原則，如何與被侮辱和被損害者的日常生活緊扣，不是「主張」帶起運動，而是「人與主張」如何結合而令持續抗爭成為了可能。
佐藤大叔所講的「走入生活」，應該作一種這樣的理解吧，如果是這樣的話，這個「走入生活」就成了一種與當時的當權者，以及當時的某些運動者不同的政治取態，而不是一個去政治化的懷舊村史了。同時，你留意一下片尾的字幕：在沒有資金的情況下，這影片，是由全國1400人的捐款而成全的。有為運動搞過籌款的人都會明白，籌款的過程，其實就是把運動的理念發揚、傳播的過程了。
可能，當初撤資的運動者，不知有沒有想過這些可能性呢？
走入生活的更進一步：想不到的抵抗
在小川的紀錄片系譜當中，之所以關注到農業，不只是因為對大自然之愛，也不只因為農民最窮苦最受壓迫，而更是包括了對未來的願景，即一個美好的世界應該是怎樣的。而這些帶濃厚人文關懷的電影工作者，所關心的，是農村生活呈現一種人與自己每天花最長的時間做的工作，呈現一種有機的關聯。農耕本來是一種創造性的行為，而創造性行為最大的特徵就是人與自己的勞動，與自己勞動的成果，都是直接有關聯的，而並非一種切割、異化的關係。同時，人可以依靠非異化的勞動，換取自己基本的生活資源（對於做樓奴的香港打工族來講，這簡直是不可思議吧）。人在天地、社群中的生活，也如上文所講，是有機的，靈活多變的，而不是老闆所操持的生財機器的一部份。再講，爭取公道達廿七年，這個爭取的本身，就是自我尊嚴的體現，對自己所屬的命運共同體的尊嚴的確立。
吾友朱凱迪曾另一篇文章中引用社會學者Richard Sennett對新資本主義社會的診斷，容我在此借用：「令人喜悅、盡力做事並享受進步的技藝精神（craftsmanship）日漸稀缺，我們被迫短期和零碎地生活和工作，只能無根地飄泊，難以確立持久清晰的身分、尊嚴與人生意義」。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把阿賀河上的生活的最美麗的特徵用菲林保存下來，對這些老人們的致敬，把這些都傳揚開去，這個動作本身已是對非人化社會的一種異質聲音了。雖然，到底我還未聽導演親口談過，不過，有時，抗爭並非單純出於主觀意願， 有時當你認真堅持說出心中相信的話，或者堅持你某種「不合時宜」的生活方式，你就已經在與不讓你發出這種聲音的強權體系產生抗爭的關係了，即使這並非你原初的意思。不過，以六十年代參加社會運動的日本青年佐藤和攝製團體而言，身處禮崩樂壞的當代洪荒裡，我心底仍頑固地相信，他們並非以這種不知不覺的狀態，走入與抗爭有關的紀錄片的吧！
附錄：以下為網上抄下來的佐藤真作品年譜
89年進入阿賀村落共同生活
92年自主完成第一部紀錄片「阿賀的生活」，獲得日本芸術選奨文部大臣「新人賞」
隨後拍攝：
描述殘疾者生活與藝術活動的「正午的星星」(1998)及「花子」(2001)
探索早逝的攝影家牛腸茂雄(36歲)的影像心貌: " Self and Others " (2001)
12年後重返舊地的憶故及反思 : 「阿賀的記憶」(2004)
探討中東和平議題的 : " Out of Place : Memories of Edward Said " (2005)
(本文的第一、二部份可於香港獨立媒體搜尋
或去作者的個人網誌:http://fleurspirit.wordpres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