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報導）今次醫療改革，包括急症室加價勢在必行，惟當局沒有採用公眾諮詢方式，市民和醫護抒發已見的渠道非常有限。《獨媒》嘗試了解業界聲音，訪問兩位急症室護士，其一名護士笑言急症室的日常並不刺激，現實更似「詢問處」，每日要花大量時間處理輕症病人，團隊士氣難免受打擊。同事之間普遍歡迎加價，但質疑長遠而言濫用個案數字仍會回升；另一方面，加價或令市民對醫護的「服務」期望提升，擔心市民將所有對公營醫療系統的不滿發洩在急症室前線員工身上。
努薯（化名）是急症室護士，他憶起初來報到的第一天，就有同事開玩笑問道：「喂，有冇後悔嚟做詢問處？」他發現原來急症室的工作並不像電視劇般刺激，不是時時刻刻都需要為危重病人進行急救，除護理工作外，亦要為求診人士解答各種疑問，最常要解答的問題是：「仲要等幾耐？」
他明白病人有自己的難處，等候時間太長難免會感到緊張和無助。但現實是急症室必須優先處理好需要急救的病人，「你走嚟問都冇用，等幾耐我係唔會知，我又用多咗啲時間答你，結果係你又等耐咗。」
努薯已在公立醫院任職超過十年，因為想成為無國界護士，為了累積更合適的工作經驗，四年前主動申請轉至急症室工作。他表示自己怕悶，而急症室最吸引他的是其多變的工作環境，即使每天在同一崗位工作，都會需要照顧不同的病人。其次就是很享受急症室重視團隊合作的文化，因為不論是急救或處理大型意外的外傷重症，都很需要同事們互相配合、分工合作。
雖然如此，急症室的重症病人始終佔小數，努薯指出，大部分前來求診的都是輕症病人，濫用個案亦有不少，如傷風咳了幾日、肚瀉了兩日、或小朋友剛開始發燒又沒有其他症狀、甚至間中亦有前來做身體檢查的求診者。
當每日都需要處理大量此類病人時，團隊士氣難免會受打擊。他說：「有時有啲同事見到嗰啲濫用（嘅人），會覺得好無聊，好似喺度做緊門診咁。」他坦言自己面對這類病人時，難免會感到不耐煩，但仍會嘗試諒解，因為歸根究底，病人未必有能力判斷自己病徵的嚴重性。近日新冠肺炎的感染個案上升，有不少發現自己染上新冠肺炎的輕症病人都前來求診，他亦會嘗試友善地教育他們：「你第一次中COVID？好嚴重咩？咁有冇氣喘呀？咁後生唔一定會開特效藥架喎。 」
醫護同僚歡迎加價 唯對能否減少濫用成效存疑
對於急症室加價，努薯指身邊的同事大多贊成，亦不擔心根據分流類別收費會引來爭拗。收費的分水嶺設於第二及第三類之間是比較理想的做法，因為兩個類別之間的臨床病徵差異甚大，對於有一定年資的護士應該不會感到有壓力。第三類病人雖然明顯需要急症服務，但若把分水嶺設於第三、第四類之間，由於臨床病徵的差異較少，較易引來爭拗，他笑言：「到時一定日日喺急症室上演MMA（混合格鬥），日日都同你嘈交，點解佢 cat 3（第三類）、點解我 cat4 （第四類）。」
同是急症室護士的Tony（化名）指出，急症室已經八年沒有加價，面對醫療成本不斷增加的事實，加價是無可厚非。他認為從加價的幅度，可看出局方解決濫用問題的決心，但要改變病人的求診習慣非常困難，他相信在加價實施的短期內的確可減少濫用個案，但長遠來說數字還是會回升，難以達到理想效果。
憂慮加價後市民對「服務」期望提升
Tony已在急症室工作超過十年，他認為市民的求診行為取決於三大要素，除價錢外，醫療機構所投放的資源多少及其便利性亦是病人選擇醫療服務時的重要考慮因素。即使實施加價後，急症室收費仍與私家門診相約，位置亦遍布各區，其便利性毋庸置疑，加上香港多年來一直存在無法預約普通科門診、專科門診輪候時間過長、提供夜診的門診有限、基層醫療資源不足等問題，因此當市民感到不適時，都會偏向選擇收費低廉，便利而且投放的資源相對較充足的公立醫院急症室。加上私人市場對加價的反應仍是未知之數，因此他對於加價是否能成功把部分個案轉嫁到私人市場仍抱有疑問。
Tony擔憂加價後，大眾對急症室的服務期望或會再提升。他指急症室是醫院各部門之中，員工受到工作間暴力個案次數最高的部門之一。市民有時會把對公營醫療系統的不滿投射在急症室的前線員工身上，因此亦較常受到病人的指罵及抱怨，認為前線員工未能滿足其要求，甚至引致爭拗發生。他明白不少時候只要願意多花時間與病人溝通，即可減少誤解或不滿的情緒出現，減少衝突發生，但在繁忙且高壓的工作環境下，實在難以要求前線員工保持如服務業般的態度，他說：「要答得到令佢滿意嘅答案，全部都係要時間⋯⋯但始終人手有限，如果我花咗時間回答問題，咁我手頭上其他救治嘅工作就做唔到。好多時真的冇空間、冇時間慢慢同你解釋，都係要繼續做。」
努薯認為，作為一個護士，最值錢的是自己的專業知識及批判性思考。當市民患病，以病人的身份走進醫院，護士的職責就是思考如何可以幫助病人在康復的路上走得更暢順，在他們最困難的時候陪伴他們、並留意他們的需要，令他們可以好過一點。現時的急症室對他們來說，或許並非最理想的工作環境，但二人都希望能運用自己的能力，在自己的崗位上，盡力幫助有需要的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