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Eunice@PrideLab (Instagram: @moviesexual.club)
「當你感到不適時，請先深呼吸吧。我試過很多次，很有用的。」電影還未正式開始，這小小的提醒就如毛毯般裹著我們的身體。這個年頭，這樣的提醒已經少之又少了，卻提醒著我們，後面正篇內容是如此駭人的。
紀錄片《黑箱日誌》是伊藤詩織的作品，講述自身遭受性暴力之後如何面對體制及社會輿論的壓力。記錄事件來龍去脈的文字出版《黑箱：性暴力受害者的真實告白》亦在2017年出版。筆者已經看畢兩種媒介的記錄，電影以影像更具象化地呈現詩織如何對抗龐大社會機器的壓迫，而文字則更鉅細靡遺地描述受害者在性暴力事件發生後的不安，以及制度造成的二次傷害的過程、疑惑等。兩種沒有誰比誰好，只記得看畢後心情是一樣沉重。
適逢香港最近也著手改革性罪行條例，修改現行依據1956年英格蘭法例所訂立的條文。或許現在是個適合的時機，一起認識這部2024年的紀錄片，細看詩織如何因為法律及程序而受到二次傷害，又如何以法律奪回公義。
語言的重量：是「受害者」還是「倖存者」？
在正式進入電影討論前，筆者想先與大家討論文字用法：受害者還是倖存者？
聯合國轄下的暴力侵害女性行為的前特別報告員Radhika Coomaraswamy曾提出，在研究性暴力時，應慎思語言的運用。她以日本慰安婦的日語原文「從軍慰安婦」及英文「Military comfort women」為例，提出這樣的詞語會讓外界錯誤認為這些女性是自願加入軍隊的，因此在她的報告中堅持使用「軍事性奴役」一詞。
同樣地，有人環境認為「受害者」一詞帶有留在過去創傷的消極性，矮化當事人處於現在及未來的其他可能。因此，使用「倖存者」則能帶出他們的自主性，走出被害的陰霾。然而，我相信每位曾受性暴力對待而倖存的人，從受傷到轉化需要的是時間。當刻的受傷、對加害者的憤怒，將自己放在「受害者」的位置才能夠喚醒大家注意「加害人」的暴力。當時間漸過，「倖存者」們仍要過自己生活，重掌自主的生活節奏及軌跡。重要的是，這段路途從不是一條直線，而是反反覆覆，努力生活，間中仍不期然記起過去傷痛。因此，筆者在下文討論時，會將兩詞交替使用，希望各位理解。我們開始吧。
熟人作案與權力不對等下的「失聲」困境
在重看紀錄片的過程中，筆者腦袋不停帶著一個疑問：性暴力為何如此難以啟齒？
這個疑問的核心延伸在下一條問題：到底誰是加害者？在詩織的個案，加害者山口敬之是她在職場上的前輩，本身在記者界亦是赫赫有名，權力完全不對等。而根據日本2014內閣府數據，只有11.1%的性侵犯個案是由陌生人犯案。回到香港，根據風雨蘭所接收的求助個案數據中，則只有不足兩成的個案是由陌生人所犯，餘下高達八成個案均是遭由認識的人侵犯。他們是平常都會來往的人，甚至更多的是過去一直尊敬的前輩、父兄，一個相對於受害人而言處於權力高位的人。當這些人突然搖身一變成為了侵犯者，所以比起第一時間報案或提告，不少受害者會先質疑自己：「我是否誤會了甚麼嗎？」、「我有否發放錯誤訊號給對方？」。再進一步，面對突如其來的創傷，受害人也很難一時間承認：是自己過去信錯人了。於是就形成了一種扭曲卻合理的命運共同體：怪責對方即要怪責自己過去的「縱容」。為了讓自己好過，有受害人寧願相信對方：「他是否經歷甚麼人生低潮所以才會如此對待自己呢？」
有些倖存者則希望透過討論找到答案。可是，正因為是熟人，不少都是共同朋友，於是更難找信任的人討論性侵這件事。一方面，有些「朋友」會反向質疑受害人的記憶及經歷，另一方面，受害人自身都想保存加害者的面子及形象，寧願選擇避而不談。在這樣的困境之中，更莫要求受害人在當刻就保留身上證據去報案了。正如日本數據，當中只有4.3%受害人會走到報案程序，而香港情況，受害人寧願尋找風雨蘭這類非政府機構介入，亦不願走到社會福利署或警署直接通報。最後，有些受害人寧願拒絕相信自己曾經歷性暴力，也不希望造成對方的「困擾」，默默地將創傷收在心底中。
在電影及書的紀錄中，詩織都曾經經歷這樣的心路歷程。一開始，她會想認清在自己身上確切發生了甚麼事。當刻的她仍然未完全相信山口敬之是性侵加害者，詩織有質疑過自己是否喝醉，又或是自己是否沒有明確表示拒絕等。於是，她唯一想到的是要去聯絡這個男人 — 一個有機會曾性侵自己的人。只有問清楚事實，才能夠放過自己。然而，這樣的過程對倖存者十分煎熬。不但要強逼自己重新面對過往痛苦，更有機會讓加害者乘虛而入，為她造成新的創傷。
「不負眾望」地，山口亦演繹了「完美加害者」的角色。他利用權力高位，以工作機會為由要求詩織保持專業和理性，並不斷質疑對方的記憶。後來詩織找到酒店記錄，山口又推諉說是「你情我願」的行為，並暗中使用手段不讓她獲取工作機會。最後詩織確認是性侵個案，山口沒有承認過任何責任，卻直接要求對方「下達明確指令」去解決事件。看似在面對問題，實際卻在推卸責任。我們要認清山口沒有說出口的是，若果事件未能解決，那正是因為詩織「你又沒有叫我做些甚麼」，並將後果一切推向倖存者。這樣的行為正是大家常聽到的被動攻擊（Passive-aggressive），是加害者意圖讓受害者陷入自我焦慮之中，而自己就逍遙責任之外。
報案程序與司法體制的「二次傷害」
第二個筆者會問的是：那麼有甚麼方式可以將事件披露？
大眾普遍認為，當一個人遭受任何暴力，第一個反應必然是去報案，讓公權力介入並將犯人繩之以法。曾聽過有人站在道德高地地評論著：「如果唔係身有屎，又點會唔係第一時間去報警！」可是，大家不應忽略性暴力案件的獨特性。
上文也曾經討論過，加害者往往是相熟的人，傷者在遭受性暴力後，首先要承認自己錯信「前輩」已經是第一道高牆。當倖存者下定決心，走進報案室，則面對第二道高牆 — 警察及法律制度。在紀錄片中，詩織提過她在報案的時候，需要不斷向不同警察重覆受害的經歷。有些警察只會聽完做筆錄，有些警察則會不停提問（或質疑），要求受害人解釋及重演當中每項細節。重覆的過程中，只要有一些細節是前後矛盾，細節也者是談及一些準確的時間、地點，一些平常人生活根本不會記清楚的部分，警察就會挑出來重覆再問。如果說，性侵過程是對身體的酷刑，這樣不斷要求倖存者回憶的過程，或許就是腦海中的酷刑。
這第二道高牆背後，最大的難關正是看似公正的司法制度。多國性侵犯的法例均列明，只要性侵受害人不主動提出指控，性暴力加害者則不會被問罪。可是，就算受害人提控，都未必能夠從法律尋回公義。性暴力不少案件發生在私密且難以有第三方客觀證供的環境中，很多時墮進「口同鼻拗」的境地。首先爭論有否性交的發生，然後再爭論是否加害者強制受害人進行性交。在日本，詩織的個案在公眾帶來討論，最終在2017年修訂了《刑法》中性犯罪相關條文，擴大了性犯罪中的性別定義以包含所有性別的加害者及受害者，卻未解決法制中的「強制」，需要受害人有意識地主動抵抗才能定罪的問題。於是日本在2023年再次修例，由「強制性交罪」易名為「不同意性交罪」，只要沒有得到當事人同意而發生的性行為，亦能入罪。
他山之石：香港性罪行條例的變革曙光
反觀香港的性罪行條例，仍然是以1956年的英格蘭及威爾斯的法例為藍本而訂立，不合時宜。到2022至24年，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就改革此法例發表兩份報告合共70多項建議。而一直關注香港性暴力的團體，包括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風雨蘭等都一直發佈意見書，將社會事實帶入法例討論。當中最重大的建議正與詩織的個案不謀而合：於「同意」法定定義中清晰指明「沒有反抗不能構成同意」，換句話說：Only Yes means Yes。可幸的是，曙光終於在2026年出現：保安局終於向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遞交文件，建議完善香港的性罪行法例。當中嘗試明確訂立「同意」的定義，並列出一系列受害人無法給予「同意」的情況。雖然草案未盡完善（延伸閱讀：《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就保安局性罪行修例諮詢文件之初步回應》），但也可算是走在與日本相若的改革路上。
當倖存者走過第二道高牆，如詩織般能夠將事件帶到法庭甚至社會討論，第三道高牆就立在面前等待 — 你能否成為完美的受害者？紀錄片提到，有人會攻擊詩織在記者會上的衣著，嫌她的衣領太開。在書中亦提到，有些人會要求詩織，「你要哭得更兇一點，更憤怒一點，不然人家感受不到的。受害者就該有個受害者的樣子。」
然而，我們要問的是，到底甚麼是「受害者的樣子」？回歸文章開首的討論，受害者一詞讓我們記得加害者的存在，但倖存者一詞讓我們記起他們的自主及多元面貌。大家不能忘記對性侵加害者的憤怒，同時間，我們也要認清性侵事件只是倖存者生命的一部分。這項創傷或許形成他們人生的分水嶺，但不代表他們的人生只剩下這個標籤。倖存者們有權利傷心、憤怒，也有權利有尊嚴地，好好繼續過好自己的人生。
正如詩織般，她選擇以自己的記者專業，以書寫、以影片紀錄自己從受害者走到倖存者的過程，亦同時寫下了警察制度、法律遊戲對受害人的二次傷害。這些紀錄的力量，不只是讓倖存者重掌人生，更能夠影響閱讀這些文字及電影的你與我。筆者更相信，在螢幕前的你與我也同樣有力，在香港性罪行改革的時刻，不如一同多發聲。例如響應網上行動，又或在8月5日前將你的意見提交到立法會（請參見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完善香港的性罪行法例》討論文件附錄D）。這樣的行動不止是支持倖存者，也是支持每一位有機會在未來需要這條法例的人。
其他延伸閱讀：
香港性罪行法律改革關注組 (Instagram: @we_are_x_hk)
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 (Instagram: @acsvaw)
（本網歡迎各界投稿，文章內容為作者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網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