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物古蹟辦事處上月宣布，在宋皇臺公園附近的港鐵沙中線（大圍至紅磡段）工地，發現二百三十九處考古遺蹟，包括八個石構遺蹟、七個房屋遺蹟、五口井、三個窯及十六個墓葬遺蹟等，均可追溯到宋、元時期。另出土一千餘箱普通器物及三千七百多件重要器物，包括陶瓷碎片、錢幣、鐵塊及木材，其中包括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起鑄造的「開元通寶」。有傳媒形容這是繼1955年發現李鄭屋漢墓之後，本港最重要的考古發現。政府亦從善如流，承諾原址保留古井，並與宋皇臺公園合併規劃，以供研究及憑弔。沙中線因而須改道配合。
當日看到這段新聞，滿心驚喜，難以形容。素知香港與宋代淵源極深，但一直只有零星文獻記載及民間傳說，實物證據不算多；誰料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仍發掘到大量珍貴文物，足證香港於宋代已有不少人聚居，實在令人喜出望外。
然而這則關乎香港本土歷史的重要新聞，卻沒有引起傳媒和公眾應有的關注。耐人尋味的是，有學者大表驚訝，以為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之前，就如鴉片戰爭時擔任英國外相的Lord Palmerston所形容的barren rock。《明報》於4月14日的社評則謂：「現代的香港繁盛人所皆知，但香港從前到底是如英國殖民地者所言『開埠前是一小漁港』，抑或早於宋元年間已有先民在此嶺南一隅開拓，這是關係到香港地方志的論述，不可苟且隨便；人們期待，在進一步考究古物古蹟之後，能對19世紀前的香港歷史爬梳，就古時香港的政治、文化以及社會有更多認識。」再次暴露如今多少香港人侈談本土，卻對歷史一無所知的可笑與窘迫。
若問宋、元時期香港有沒有先民聚居，文獻、史蹟斑斑可考，毋庸置疑，何必再問？現列舉幾條我所熟知之史料如下：
《宋史》卷三十七〈寧宗本紀一〉記載，慶元三年（公元1197年）夏天，「廣東提舉茶鹽徐安國遣人捕私鹽於大奚山，島民遂作亂。」同年八月辛卯，「知廣州錢之望遣兵入大奚山，盡殺島民。」「大奚山」者，即今大嶼山等三十六個島嶼之合稱，其名初見於南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八十九〈廣南東路‧廣州〉「古蹟」條。可知當時香港生產、販賣私鹽相當猖獗，引起朝廷注意。
大嶼山梅窩現存一方「食邑稅山」石碑，乃南宋末年番禺開國男爵李昴英之食邑界石，複製品於香港歷史博物館「香港故事」常設展內展出。初中時代在九龍公園內博物館舊址首次參觀時已見到，至今超過二十年。
宋末兩個孩兒皇帝趙昰、趙昺，曾駐蹕於淺灣、官富場、碙洲等地，其中不乏位於香港境內者。數年前到土瓜灣訪古，就是為了考察當年遺蹟。今日土瓜灣宋皇臺石碑，便是當年駐蹕山崗（舊稱「聖山」）之遺石，原址應在啟德機場範圍內。「淺灣」者，今之荃灣也。「碙洲」者，或謂今之大嶼山本島，或謂廣東之化州也，莫衷一是。《宋史》卷四十七〈瀛國公本紀〉記載，景炎二年（公元1277年）九月，「戊申，張世傑歸淺灣。」同年十一月，蒙古「元帥劉深以舟師攻昰於淺灣，昰走秀山。陳宜中入占城，遂不反。」次年四月戊辰，「昰殂於碙洲，其臣號之曰『端宗』。庚午，眾又立衛王昺為主，以陸秀夫為左丞相。」五月乙酉，「升碙洲為翔龍縣。」卷四百五十一〈張世傑傳〉亦記載：「招討劉深攻淺灣，世傑兵敗，移王居井澳。深復來攻井澳，世傑戰卻之，因徙碙洲。」
「官富場」應是宋代廣南東路廣州東筦縣轄下十三鹽場之一，可惜匆匆翻檢《宋史》，未見明文記載。觀塘舊稱「官塘」，或可為反證。所謂「場」，宋代專指官辦鹽場。《宋史》卷一百八十一〈食貨志下三〉記載：「鬻海為鹽，曰京東、河北、兩浙、淮南、福建、廣南，凡六路。其鬻鹽之地曰亭場，民曰亭戶，或謂之竈戶。戶有鹽丁，歲課入官，受錢或折租賦，皆無常數。兩浙又役軍士定課鬻焉。諸路鹽場廢置，皆視其利之厚薄、價之贏縮，亦未嘗有一定之制。」卷一百八十三〈食貨志下五〉又云：「廣州東筦靜康等十三場，歲鬻二萬四千餘石，以給本路及西路之昭、桂州、江南之南安軍。」
今年正月初四，與老友到布袋澳遠足，終於得償夙願，參觀了香港現存最古老的天后廟，即俗稱「大廟」者，以及南宋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之石刻。其文曰：「古汴嚴益彰官是場，同三山何天覺來遊兩山。考南堂石塔，建於大中祥符五年，次三山鄭廣清堞石刊木，一新兩堂……（缺三字）滕了覺繼之。北堂古碑乃泉人辛道樸鼎刱於戊申，莫攷年號。今三山念法明、土人林道義繼之，道義又能宏其規，求再立石以紀。咸淳甲戌六月十五日書。」「古汴」即開封，「三山」乃福州別稱，「泉」即泉州，「兩山」即南、北佛堂門，也就是今天的東龍洲（南佛堂門）和天后廟所在的大廟灣（北佛堂門），乃古代連接中國與東南亞的重要水道，稅關遺址至今猶存，但確實年代未詳。
由此可見，香港雖是蕞爾小島，早在宋代，卻非人跡罕至。官府既設鹽場，自有戶口提供鹽丁勞作，鹽官起居亦需小吏、衙役關照。當年福建人既可隨意來遊玩，甚至不惜千里迢迢搬運木石修建廟宇，理應不乏客棧、酒肆、藝匠和傭工。此外，遠在一千多年前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已有人在南佛堂門修建石塔，亦可知宋代先民在香港之足跡，並非專限南渡以後。轉念又想，宋太祖已於廣州設市舶司對外通商，其後陸續於浙江杭州、明州（寧波）、福建泉州等地增設市舶司，香港因地利之便，偶沾舟楫頻繁、商賈不絕之利，自是順理成章。或可由此推論，明、清屢施海禁，香港才逐漸衰頹，無復舊觀，致令數百年後，招來英國人barren rock之譏。
因此，竊以為最近出土的宋代遺蹟及文物，其價值不在於「證明」香港在殖民時代之前，有過一段相當重要的歷史，而是提供了珍貴的物證，以補史籍記載之不足。同時也給英國人將香港「從漁村發展成大都會」之歷史論述，提出有力的反駁。
認識歷史，從來不會只有一個角度。只因無知，才容易聽信人言，遭人蒙蔽。要打破這個局面，首先就得承認自己的無知。這次重大的考古發現，無疑令很多人大感驚訝，但能否進一步引起他們對歷史的興趣，或者至少不再認為那些「咸豐年」的事跟自己無關，卻是疑問。這原是從歷史角度重新認識香港的天賜良機，傳媒與輿論主導者對這則新聞的冷待、本地歷史學家的沉默（是真的無人研究宋史，抑或被傳媒滅了聲？），無不令人心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