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梁志遠（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專任導師）
俗稱「棚仔」的欽州街臨時小販市場行將被強行清拆，引起布販與民間人仕，甚至不同院校的時裝設計學生強烈的不滿。表面上，事件又是典型的保育與發展的衝突；但看深一層，內裏更反映著香港庶民營生空間的萎縮危機。
食環署在今年八月中，貿然繞過諮詢區議會，單方面向棚仔21個（九月已變為20個）牌主正式宣佈，行將收回布販市場作出其他發展。這絕對與梁特強推「見縫插針」，趕建房屋的連串造施有關。
事實上，據深水埗區議會的資料顯示，規劃署早於2013年已在未有諮詢布販的意見下，強行修改棚仔的土地用途為住宅用地，並交予房屋署興建單幢居屋。表面上，取締約200個（實為192檔）布販的生計，換來200個居屋單位似乎是划算的（因為房屋問題嚴重的確已眾所周知）。但這次「見縫插針」卻真的插到布販的大動脈上去了。除了布販市場外，附近的長沙灣熟食市場近月也因出租情況欠佳，而有機會被收回作其他發展用途。
深水埗等舊市區的土地發展方向是：1）發展商及市建局聯手重建舊型大廈，遷入付得起的中產階級; 2）政府回收公共用地（市場及公園等），改建公屋／居屋; 3） 遷入更為貧窮的輪候居民於社區更邊緣的地帶。最終，政府只是進行窮人大遷徙，造成空間的排拆。這情況就如新界東北只許富人打球（高爾夫球），不許農民耕種一樣，觀照著的都只是政策的偽善。政府只是想要逼令市民陷入不是放棄公共房屋，就是要清拆棚仔這種無可選擇的困局當中。政府刻意製造發展與保育的對立局面，根本就是居心叵測。
看似合理不過的理性規劃，說穿了其實是逆向思維不足。我們需要的其實是，先把私人用地改建為公屋／居屋，再爭奪基層經濟生活空間，以解決基層的住屋及工作需要。
或者，有人會從法律的角度質疑：真正剩餘的60名經營者當中，部份並非牌主或助手，不應有安置補償的資格。但如果我們了解到本港小販政策的發展歷史，或者我們也會改觀（詳見下述大事年表） 。
其實，香港絕大部份的小販都是從無牌轉變為有牌的；不少現時持牌的小販當年都是在慣常的地點一直無牌經營的，只是部份人後來幸運地在不同的年期，補回申領牌照而已。自1973年以降，政府突然拒絕發出任何新的小販牌照，至令牌照數目從1980年代的20,000多個，減至現時不到6,000個，人為地逼使小販變為「夕陽行業」。1978年當時遷到棚仔的牌主，今天全部已年過八十了。他們不是已經退還牌照，便是需要依賴助手合伙經營（下代承斷的不多）。如果沒有了這批「無牌」布販，棚仔或者早已不再存在了。
如果我們真的重視承傳香港的時裝布疋事業，全數安置並重新發牌予現時的經營者，其實十分合理。至於有關棚仔對於香港時裝教育的貢獻，已有不少論者提及，此處不贅。無論如何，棚仔一如其他「非合法」的貧民聚落一樣，代表的正是庶民無機有序的生活經濟及踐行空間，孕育著無窮的可能性。棚仔販之間也演化為獨特的文化群體，具備獨特的行業生態，與附近的社區及顧客群混為一體。
古語有云：貧無立錐之地。在這裏默默打拼三十多年的布販，就像跟棚仔並存共生的大樹一樣，已經將自己的根部深埋土裏，即使面臨風雨，仍立錐於此。或者有人會覺得他們的抗爭無疑以卵擊石；但一石激起千重浪，就讓我們以布為誓，參與10月3日下午三時在棚仔舉行的開放日，共同保育這碩果僅存的庶民營生空間吧。
棚仔事變年表
1978年前 無牌或持牌布販一直遍佈深水埗各地
1978年 因興建地鐵，部份持牌布販遷入棚仔（前英軍軍營），另部份遷往基隆街及汝州街一帶
2007年 食環署要求布販遷往通洲街與豬肉檔混合經營，遭遇反對，而區議員衛煥南提出的分隔遷置方案又被擱置
2015年 未經諮詢區議會下，發信牌主要求收回棚仔，分散遷置或提供退牌特惠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