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為編輯所擬。
梁振英在Facebook回應三文治案的判詞：
「吳文遠襲擊案發生在2016年9月4日，而在案發之前四個月的2016年4月19日，我已經在黃毓民襲擊案中出庭作證，而且作證時間甚長，當時傳媒亦有廣泛報道。而在吳文遠案中我亦有出庭作證， 當時傳媒也有廣泛報道，因此不存在在吳文遠一案中任何避免傳召我作為控方證人的可能。」
在此稍作補充回應，在黃毓民案中，梁振英是唯一受襲者，律政司檢控的是「黃毓民普通襲擊梁振英」。檢控當局必需梁振英以「控方證人」身份上庭作證，若不上庭，那就難以檢控。
但在三文治一案中，梁振英是控方口中的「襲擊對象」，只是三文治沒有擊中梁振英而「惡性轉移」下擊中身後警員。正如上訴庭法官所說，律政司大可以直接檢控「吳文遠普通襲擊梁振英」，但不知為何，律政司居然選擇檢控「吳文遠普通襲擊警員劉泳鈞」，律政司更選擇不傳召梁振英作為「控方證人」。
迫不得已下，辯方唯有向法庭提出傳召梁振英作為「辯方證人」，當時控方還反對申請，聲稱梁振英不是關鍵證人。但最後法庭也認為梁振英是案件重要證人，批准辯方申請，命令梁振英上庭。因為是法庭發出的傳召令，梁振英必須上庭作證，不能回避。
由此我們可以合理推論，律政司就是希望不需要梁振英上庭，也能夠提出檢控。整件案件明明圍繞梁振英一個人，但檢控過程中，控方卻不斷迴避這「一男子」問題，千方百計防止「一男子」上庭作證，做法確實值得商榷和令人不安。
當然，律政司會否是因為梁先生的特首身份而有所遷就，還是擔心閣下在庭上作供是否「真誠可靠」而有所避忌，那就不得而知。
在此我希望重申，用三文治作示威道具，只是希望梁先生能夠體恤貧窮老人狀況，推行全民退休保障，落實當年梁先生的競選承諾。
最後，希望梁先生可以玩少點Facebook，講少點廢話，算是幫香港人一下吧。順帶一問，北京可以用Facebook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