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抱歉我思考了好久，不知道怎樣向您解釋，為什麼您那麼長篇大論汲汲於學術討論，只會換來「左膠」、「矯情」、「高高在上」等冷嘲熱諷。
小時候我嗜讀坊間一些邏輯謬誤入門，幼稚的我曾刻意去背那些謬誤名稱：因人廢言、不當權威等等，以為自已懂得很多，長大後在知曉人間世情。
我們常引用一例子：「你都未拍過戲（電影），有咩資格批評我（導演）呀。」書本會解釋為「因人廢言」謬誤，在純粹的理論固然說得通。但在真實的世界，我們無時無刻都在意發言者的「資格」，要掙到恰當的「資格」，才能夠成為有說服力的「正當權威」。
我們不會隨便聽信某網民點評口罩高下，但若果這番話出自 K Kwong 先生，我們就認為可靠。
學術討論乃以「知識」為衡量「資格」的標準，若論者有厲害的名校學位，有傑出的專著論文，愈有學問自然愈有「話語權」。
然而公共討論不純然是學術討論，不止在爭拗是非對錯，更想說服人民應該怎樣做。此際「知識」不再是關鍵的衡量標準，首要的衡量標準是「付出」。
我沒在學界混過，只在江湖混過。我想切身解釋何謂「付出」的「資格」。我對於「光榮冰室事件」一直明哲保身一聲不哼，我會到什麼時候才選擇說話？
假設我在前線為市民擋了警察兩顆子彈，進了深切治療部，而這時候剛好發生「光榮冰室事件」，我會樂意燒了偶然得來的光環，寫一封信（如果寫不到則口授）給光榮冰室，告訴我自己的人生經驗。
我因為採訪中大民主牆衝突認識到一批陸生，佢地為左香港一樣有莫大犧牲，付出嘅程度只能夠私下講。其中一位陸生最搞笑，她私下向我透露將來一定會投票畀梁天琦（可惜梁被 DQ），後來又私下向我訴苦「批評」黃之鋒 — 當時本土派被打壓得最犀利，佢不滿黃之鋒一啲說話對本土派冇義氣。
我好清楚佢地係少數，但也清楚任何一刀切的方法會傷害到佢地。最後我會同光榮冰室講，如果我有命喺 ICU 出嚟，我好想約嗰位陸生一齊去食「開心浩園餐」。我相信咁做對方會 get 到我的誠意和善意。
若干讀者可能會猶豫，原來公共討論不是講道理。我要點出公共討論從來就不是純粹講道理，公共討論更講道德 —「付出」就是最崇高的道德。
我曾親炙一位非常尊敬的社會學家，她實地去田野考察，走訪前線年輕人，發現既古怪但又普遍的現象：年輕人本來都非常討厭香港，香港又自私又拜金又冷漠，從來是一充滿壓迫的地方。
但年輕人在運動發覺香港不同以往：原來香港人咁彼此關愛，咁守望相助。其實是他們的付出，建構了一個「再想像的新共同體」。
這個「新共同體」並不拘於單一身份，據知起碼有幾個中國手足在荔枝角。一位朋友曾向我透露：「同個剛放出來的手足傾偈，佢好掛住同佢同監嘅內地人，擔心佢出嚟返大陸唔知會點。」
這就是「新共同體」的「守望相助」：落得場就係手足。但唯有通過付出，才能夠參與並影響新共同體的想像。
若用比例尺量度，梁天琦的光環闊度大約是三光年，梁繼平的光環闊度大約是兩光年，而我的光環闊度則相當於我屋企走廊，大約一米左右。
梁天琦清楚沾量過自己的光環厚度，也清楚勸喻克制的話會得失群眾，但認為此際消耗一點光環也值得，才會打破長久的沉默公開說話：
「政治的工作不只是要令支持自己的人繼續支持自己，而更是要令不支持自己的人轉為支持自己，改變想法，認同自己的方向。。。我們必須反思自己的每一言一行，會使我們離這個目標更近還是更遠。」
在公共討論上，要清楚自己有幾多「付出」才有「資格」說幾分話，合資格便會收效，不合資格則適得其反，這就是「政治智慧」，決定了一個人在公共討論的成敗。
希望黎明看過拙文會明白，即使沒有學富五車的馮晞乾參戰，您依然會在公共討論一敗塗地。結果落得如斯，不只是輸在道理，更恐怕是您搞混了學術討論和公共討論的標準。您不是在大學或論文與對手較量論証，您是想在公共領域說服人民。
無論您抑或我，付出都遠遠不及光榮冰室和袁國勇教授。公共討論從沒有純然的「以理服人」，只有「以德服人」。想說拂逆眾意的話又想收效，必須認清自己的「資格」。
要掙取公共討論的「資格」，必須要忍辱負重，默默耕耘，任何付出都不會埋沒，一定會有知音。遇到重要的事，準確評估自己夠不夠格，事情值不值得獻身。足以承受的話就仗義執言，未有資格的話就與人為善，這就是對政治智慧的考驗。
這不純然是顧全自己的利害計算，而是要準確判斷什麼時候才千萬人吾住矣，才對己對人對香港對運動有最大貢獻。若不夠格而逞強，不止白白地損耗自己，更傷害同路人的努力，這是我最痛心之處。
我清楚自己的光環很薄，要留到最後關頭為朋友為義氣才燃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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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攝於 2019-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