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in demokratisches Hongkong aufzubauen liegt nicht in meiner Verantwortung
賢豪雖沒精靈在，地回難招自古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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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當國安法終於在香港實施，一位朋友終於忍受不了迫害，逃亡遠赴德國。
德國政府派遣移民官審查朋友的難民申請。朋友向官員傾訴他在香港所受的苦難，希望能夠入籍德國逃離中共魔掌。
但很不幸朋友碰上的官員屬於德國右翼，他不耐煩朋友訴苦，冷冷嗆回一句：
「Ein demokratisches Hong Kong aufzubauen liegt nicht in meiner Verantwortung.」
這句話就是「建設民主香港不為己任」的德文。
當朋友遇到上述窘境，他怎樣向官員解釋，德國應該有責任幫助爭取民主的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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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泛德國人。。。和他們的德國同志一樣，深信「同文同種」和「血濃於水」，他們主張所有「德意志子孫」都應該在一個共同的國家中一起生活。』
托馬斯．桑德庫勒《阿道夫．H：希特勒，一個獨裁者的一生》
納粹民族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的一大共通點，就是兩者皆屬於民族主義系譜中的「泛民族主義運動」。
他們都深信「原始主義」（primordialism），「自古以來」已存在德意志民族／中華民族，卻遭列強橫加迫害，拆散了他們「一家人」。所以必須要統一「同文同種」的奧地利／台灣，直到「一家人」得以團聚，「民族大業」始告完滿。
因此香港的本土派多高舉「公民民族主義」，狠批中國民族主義「黃皮膚、黑眼睛、一家親」的論述。
當本土派批評中國民族主義時，其實是針對身份認同是注定的（given）。另一邊廂則標榜香港民族的身份認同，來自香港人「命運自決」的意志。由是香港民族主義無可避免或多或少都援引了自由主義的「道德証成」。
其實這現象不解理解。格林菲爾德（Liah Greenfeld）早已點出 Nation 一詞之流變，與人類追求自由民主的歷史密不可分。民族主義發軔自 16 世紀主權民族（sovereign people）的概念，視人的身份歸屬於一個民族（people），它是主權的載體、忠誠的對像、團結的基礎。
在法國大革命時代，狄德羅在《百科全書》是這樣解釋法文 Nation：「居住於同一區域，服從於同一政府的人民。」與德文的 Volk（相同族裔相同文化的族群）大相逕庭。所以 Nation 一詞的中譯，向有「民族／國族／國民／人民」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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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不少學者都認同格林菲爾德的研究，英國不但是民族主義的源頭，也是公民民族主義的濫觴。
然而承認此點就不得不接受另一事實：英國對愛爾蘭的迫害是人類最慘酷的歷史之一。
米高．曼（Michael Mann）指出自 16 世紀以降，英國征服愛爾蘭的方式，就是反覆的屠殺和鎮壓。
「愛爾蘭三分之二土地上的地主被 1652 年的《殖民法》剝奪了土地所有權。。。他們的土地被分給了倫敦商人、克倫威爾的士兵和蘇格蘭殖民者 — 都是新教徒。1600 年，90% 的愛爾蘭土地是天主教徒所有；1685 年，這一數字降到 22%；而到 1800 年只有 5% 了。」
米高．曼《民主的陰暗面：解釋種族清洗》
荷里活的黑幫電影不時會見到愛爾蘭移民後裔，他們的祖先多是因為愛爾蘭大餓荒而逃往美國。除了因為移地就食，愛爾蘭人首選美國還出於「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第一代移民去到美國後還會繼續襲擊加拿大，找英國人報仇。
1993 年，葉禮庭（Michael Ignatieff）親身見證北愛爾蘭的血腥衝突，他一時誤會自己置身錯誤的地方。因為當地風光與倫敦無異，但身旁卻是焚毀的巴士，附近不斷有人開槍。
他一時感觸，說自己被英國人溫文爾雅的形象騙了。在牛津師從柏林的他更發揮英式幽默：「現代民族主義確實是英國人的發明創造。」
葉禮庭解釋，新教信仰是英國民族的核心價值，卻與信奉天主教的愛爾蘭鑿柄不合，愛爾蘭成為英國「民族建構」的「最大失敗」。
納粹與中國的「族群／文化民族主義」多屬糟粕，相比之下「政治／公民民族主義」顯然進步得多。然而揆諸英國歷史，後者依然不無隱憂。
「政治／公民民族主義」不似「族群／文化民族主義」追求出身和文化的同質；但依然會追求政治信條的同質，衍生一系列效忠要求。
當民族主義由狹隘的人把持，便會尋求單一民族身份。唯有符合要求才給矛承認，否則便加以排擠。
美國人擁有自己的國家後，民族主義便化為愛國之爭。移民能否繼續說西班牙話？能否繼續保持不同族群的身份認同？左右兩端莫衷一是，分道揚鑣。如何區別異見和不忠是永恆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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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筆者將引介「社群主義」調和矛盾。若干讀者或覺詫異，因為很多學者俱視「社群主義」不過是「溫和版民族主義」，甚至將「社群主義」和「民族主義」放在同一靶子上批判。
社群主義的確認為歷史和社群先於人而存在，人是先天嵌鑲（embedded）在不同的社群之中。
蔡芷筠談到她對香港的愛，便生動地闡釋何謂社群主義（cutt.ly/PyCffvQ）：「廣東話是我最能表達自己的語言，如果我在他方能有自由，卻無法百分百表達自己，那有何用？」
她的想法與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不謀而合，語言就是一種「默認一致」的「自然法」，界定我們身屬什麼社群。
無論你多麼有錢多麼聰明，從小便學習外語，母語始終是我們最習慣的語言，先天的身份約束可謂無可避免。
然而細心的讀者看到這裡，便會察覺「社群」和「民族」無法完全重疊。林鄭月娥和梁振英雖與我們共享母語，但我們決不認同他們是香港民族一份子。
社群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最大分別，就是強調社群的多元。我們同時隸屬多個社群，並同時擁有多個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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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社會學家斐迪南．滕尼斯在其經典《共同體與社會》，便區分了三大社群／共同體（Community）：血緣共同體、地緣共同體、精神共同體。
拙文無意徵引滕尼斯極其深奧的學問，反而想援引金庸小說，更言簡意賅解釋共同體的區分。
套用現在的說法，《天龍八部》中的喬峯（蕭峯）是一個新移民。他的人生悲劇，正是由於他被三大共同體約束，不斷掙扎究竟要向哪一共同體效忠，最終悲痛地自盡。
喬峯的悲劇
血緣共同體：契丹族
地緣共同體：宋國人
精神共同體：與丐幫兄弟的友誼、與阿朱的愛
喬峯一直在三個共同體之間猶豫，他不忍捨割任何一個共同體，可是各共同體卻向他提出彼此衝突的效忠要求，最終釀成悲劇。
最終喬峯的救贖是來自阿朱：
『蕭峯緩緩回頭，見到石壁旁的一株花樹，耳中似乎聽到了阿朱當年躲在樹後的聲音：「喬大爺，你再打下去，這座山峰也要給你擊倒了。」
他獃了一獃，阿朱情致殷殷的幾句話，又清清楚楚的在他腦海中響起：「我在這裡已等了你五日五夜，我只怕你不能來。你。。。你果然來了 ，謝謝老天爺保佑，你終於是安好無恙。」
不知不覺間，蕭峰熱淚盈眶，走到花樹之旁，伸手摩挲樹幹，見那株樹比當日他與阿朱相會之時已高了過多。一時間傷心欲絕，渾忘了身外之事。』
喬峯在雁門關觸景傷情想起阿朱，才從掙扎中得到解脫，「待在下與遼帝分說」，決志就義。
因為阿朱的愛突破了身份對她的局限（慕容家婢女、宋國人），依然蹈死不悔。她的愛提醒喬峯，世上有共享的情操，統攝不同共同體對他的要求，就是友誼和正義（阿里士多德提出維繫共同體的兩大德性），促成喬峯對不同共同體都盡其責任。
喬峯是《天龍八部》乃至所有金庸小說中最悲壯也是最高尚的人。筆者始終視《天龍八部》為金庸最好的小說，忍痛將《笑傲江湖》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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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勒南（Erenst Renan）在其名文〈何謂民族〉，認為民族有兩個面向，「一個在過去，一個在當下。一個是共享的歷史記憶；一個是一起生活的共識。」（略有刪節）
所以民族作為政治共同體，其實有兩個面向，一方面是共享的過去；另一方面是共同的未來。
前者可納入滕尼斯的血緣共同體、地緣共同體，傾向為傳統的族群（共享的過去）；後者則可納入精神共同體，傾向由行動來建構（共同的未來）。
作為現代的建構，民族將三大共同體的一部分挪為己用，但從不與三大共同體完全重疊。
安東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的解釋至為清晰。他既反對「原始主義」的「本質論」，民族不是自有永有；也反對「現代主義」的「發明說」，民族不是無中生有。
「建構民族的過程與其是發明；不如說是重構。」（略有刪節）民族採擷了三大共同體的若干材料，重構成為現代國家的主權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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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民族主義的定義系出百端，討論一百年都難有定論。但有兩點較易取得共識，就是奉民族的統一與自決為最高價值（柏林）；奉民族為眾多身份中最重要的歸屬（葉禮庭）。
但誠如前述，民族不是唯一的共同體，時或與其他共同體衝突，面對兩難時有沒有因應之道？
斯多噶學派的愛比克泰德（Epictetus）這樣解釋個人與集體的關係：
「理性動物的本性就是先對群體有貢獻，才從群體得利益。於是事事為自己著想卻不脫離社會。」
在柏拉圖的《理想國》，理想的共同體必須「同甘共苦」。我們生來就要為不同目標活在不同共同體，沒有別人的幫助，我們無法實現目標，甚至無法存活。由是我們對不同共同體都有相應的責任（義務）。
所以斯多噶學派提出了「同心圓理論」，同心圓以個人為中心，每個人都同時被很多「圈」覆蓋：第一個圈子是自我；第二個圈子是親人；第三個圈子是鄰居；第四個圈子是同胞；第五個圈子是人類。
斯多噶學派告誡說：「身為人，在每個圈內舉措合宜。」正就是前述的責任。
無論安東尼．史密斯還是哈維爾，都不約而同地提出「同心圓理論」來回應民族問題：
「作為人類歸宿的每一層圈子都有可取之處。為了某層圈子而否定或排擠另一層；又或者視另一層為次等都不合理。
不同層次的圈子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一個良序社會應當尊重每層圈子給予世人發揮角色的機會。惟其如此，各人才有自由的空間自我實現，活出自己。
構成自然界的所有圈子都不可或缺，恍似家園是構成我們人類身份的一部分。若果家園的各層圈子遭剝奪，人就會喪失自己，失去人性。」
Václav Havel, Summer Medi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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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我們還可以從其他中西典故，理解前人如何面對身份之間的衝突。
《明季北略》寫於明末清初，特意記載明末忠臣的事跡，宏武崇烈，以傳氣節。其中一人叫金鉉：
『賊攻城急，公跪母章氏前曰：「兒世受國恩，職任車駕，城破義在必死。得一僻地可以藏母，幸速去。」母曰：「爾受國恩，我獨不受國恩乎？事急廡下井，是吾死所。」公慟哭，即辭母往視事。丁未，歸至御河橋，聞城陷，望寓再拜，即投入御河，從人極救，公嚙其臂，急赴深處。時河淺，俛首泥濘死之。家人報至，母章氏年八十，亦投井死。妾王氏亦隨死。其弟哭曰：「母死我必從死，然母未歸土，未敢死也。」遂棺殮其母。既葬，亦投井死。』
筆者知道這宗事跡，全賴後人不時引用悼詩中的名句：「賢豪雖沒精靈在，地回難招自古魂。」
至於 E.M. Forster 的話則更有名：「如果我必須在背叛國家與背叛朋友之間作出選擇，我希望我有膽量背叛自己國家。」（If I had to choose between betraying my country and betraying my friend, I hope I should have the guts to betray my country.）
中西的選擇看似天差地別，但背後仍然蘊涵著共識：
1. 我們同時身處不同社群（共同體）並擁有不同身份（國民、家人、朋友等等）。
2. 大部分時候不同身份皆可和平共處。但在危難之際，不同身份的要求可能互相衝突，我們須要對優次作出選擇。
3. 各人對身份優次有不同排序。儒家面對「忠孝兩難存」時多推崇先國後家；西哲面對「忠義兩難存」時則寧願先友後國。但須留意先後的選擇不等於捨棄後者，對次要的共同體仍要負相應的責任。
4. 身份的優次排序可隨時勢改變。若干社群會先天約束我們的身份（男人、女人、黃絲／藍絲的子女等等），但我們依然有自由選擇最重視的身份，比如朋友；又或者加入並建立其他社群，比如公民社會。
因為「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拉丁文，其實來自「共同體」的古希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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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走筆至此，我們便可協助逃難的朋友回應德國的移民官。
朋友可以先援引 1963 年美國總統甘迺迪在西柏林的著名演說：
『今天，在自由世界，最自豪的誇耀是「我是柏林人」。。。
過去十八年來，美國與德國雖相隔兩地，卻共同經歷了風風雨雨，我們對此感到無比的驕傲。
你們（西柏林）住在受到保護的自由之島，但你們與外界大眾休戚與共。。。自由不可分割，只要一人遭受奴役，人人都不算自由。當所有人都重獲自由時，我們便能期待這座分裂的城市能夠合而為一。
所有自由的人，不論他們身居何處，皆是柏林市民。。。我為「我是柏林人」感到自豪。』
拙文勉力爬疏思想史，目的正是要解釋，並非只有「族群」或「民族」才算共同體。共同體有更多元的面貌，有更古老的思想淵源。阿里士多德解釋每個共同體都為追求善而建立，公民社會也是其中之一。
從邱吉爾的「鐵幕演說」到甘迺迪的「柏林人演說」，都在形塑「自由世界」與「鐵幕世界」誓不兩立。歷史先賢的政治行動，建立了一個跨地域的公民社會，也是一個跨國族的共同體，一起「同甘共苦」，以反對共黨極權，追求自由民主為志業。
任何人加入此共同體，都要對共同體有所付出，否則「自由世界」就要面臨萎縮。正因為昔年美國人、英國人、西德人、東德人、波蘭人、捷克人、中國人＊、基督徒。。。他們不分國界，超越國族，都願意為共同體負上責任，我們才能打敗蘇聯，東西德才得以復合。現在輪到你們德國人接棒，與我們並肩打敗另一個極權。
（註：六四震懾了東德政權不敢效法，識者多有述及，不贅。）
朋友應該與移民官開心見誠，理解對方是民族主義者，體會他最重視德國人的身份，尊重他要為德國同胞負最多責任。
但朋友必須提醒移民官，民族主義者當然奉德國為最重要的共同體。但人既身屬眾多社群，同時要對不同社群負相應的責任。
當然各方皆可量力而為決定先後。比如現在德國經濟差，沒有錢，減少接收難民是合理的，可以接受。但決不可以冷漠地說「不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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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結語
中研院的吳乃德先生，曾寫下一篇優秀論文解釋台灣身份認同的走向。他分析逾十年的問卷調查，發覺一事不符外人預計：即使台灣人的認同不斷攀升；中國人的認同急速凋零，然而混合的身份認同一直保持穩定，下跌的勢頭頗慢。
該論文寫於十二年前，但結論迄今依然生效。根據最近皮尤研究所的民調，混合的身份認同仍然維持在 28%（cutt.ly/IyCJU9t）。
也許台灣的民族主義者很不滿，為什麼那麼多藍營依然「吃裡扒外」心懷敵國？
吳乃德先生也援引安東尼．史密斯，點出現代民族的建構，很依賴傳統族群的歷史傳承。
無論台灣變成什麼樣子，白先勇的《臺北人》、朱天心的《想我眷村的兄弟們》、賴聲川的《暗戀桃花源》等等，始終都是臺灣的偉大作品，它們的影響將永誌不滅。今人不能視之為背時的「大中華膠」就棄如敝屣，過去永遠是民族的力量泉源。
這就是勒南強調民族的一體兩面。不過他也補充一點：「遺忘甚至有意誤記，是形塑民族的一大關鍵。」
所以筆者很難接受六四死難者是「他者」或「他人」。
三十一年前根本未有香港民族思潮，那些在木樨地被坦克輾成肉餅的老百姓，他們沒學過什麼理論和主義，他們只是單純且真誠地為全國爭取民主。在那年那月那日，他們理所以當然相信香港人是共同體一份子，而且當年聲援北京的香港人亦然。
我們認識歷史，必須一併還原背後的脈絡，方能保持「了解之同情」（陳寅恪）。否則很易落入「以今誣古」的窠臼，以今人的視角抹殺歷史的實情。
現在我們不想做中國人，要建立香港民族，要爭取香港獨立，通通沒有問題。但當年的死難者是有份為我們而死，這是事實。愚以為這一點尊重非常重要。
筆者不想為了建構一個新共同體，就一定要遺忘甚至誤記歷史，寧取不同的詮釋，讓六四成為新共同體的歷史資源。
在本土派崛起之初，筆者仍記得一位本土派在論壇主張，支持中國民主應該與支持同志平權、動物權益不相伯仲。其實私心毫不介意，甚至頗為認同。
筆者一直將香港共同體放在首位，自忖對中國民主的排序或比本土派高，但不會高太多。只要大家都願意肯定，由六四至今為民主而犧牲的中國人，都是「自由世界」共同體的一份子，願意負起相應責任，不必計較排序高低，一概值得肯定。
最重要是我們不會漠視爭取民主的中國人為「他者」甚至「不為己任」。我們曾經背負共同的歷史，應尊重每個為民主逝去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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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勒南〈何謂民族〉
蕭高彥〈共同體的理念：一個思想史之考察〉
吳乃德〈狂飆的年代？一般民眾的認同趨勢，1992-2005〉
蕭高彥〈國家認同、民族主義與憲政民主：當代政治哲學的發展與反思〉
計六奇《明季北略》
葉禮庭《血緣與歸屬》
霍布斯邦《年代四部曲》
安東尼．史密斯《民族認同》
查爾斯．泰勒《本真性的倫理》
斐迪南．滕尼斯《共同體與社會》
阿馬蒂亞．森《身份與暴力︰命運的幻象》
米高．曼《民主的陰暗面：解釋種族清洗》
托馬斯．桑德庫勒《阿道夫．H：希特勒，一個獨裁者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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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sha I. Ramzy, Communicating Cosmopolitanism: An Analysis of the Rhetoric of Jimmy Carter, Vaclav Havel, and Edward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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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感謝黃奕武指導「建設民主香港不為己任」的德譯。
感謝黃在琳協助哈維爾演說的中譯。
感謝陳健民教授。陳教授入獄前曾出席中大一場沙龍，與會者問到香港民族主義的問題，他以「差序格局」回應，認為即使民族主義者將香港放在首位，對域外其他社群的義務也不會急跌至零。此說對拙文助力甚大，特此鳴謝三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