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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靜驟降︱抗爭者專訪】杜啟華:坐監是修行階段 只怕時間令自己fade out

【寂靜驟降︱抗爭者專訪】杜啟華:坐監是修行階段 只怕時間令自己fade out

(獨媒報導)這天杜啟華被押帶到法庭內的玻璃圍欄內,由律師作簡短的求情。親朋好友早在開庭前兩個小時,便已經開始在庭外輪候旁聽席。趁還未開庭,有的人湊近玻璃圍欄前向他比劃「心心」手勢、有的向杜啟華展示他們身上的卡比獸 Tee、有的揮動印有杜啟華臉容的 Melody 公仔,一度帶起庭內短暫的熱鬧。杜啟華被逗笑了。

3日後,他再由囚車送到這個法庭。4項控罪:公眾地方擾亂秩序、襲警、對他人身體加以嚴重傷害、有意圖而傷人,合共被判監禁5年6個月,刑期與8.13機場案的其中一名29歲被告相同,都是目前為止,「反送中」案件之中最長的刑期。

散庭後,庭內的人仍舊站在原地不動,有一陣子陷入無言以對的沉默中。然後有人隨即大叫:「撐住呀!」、「等你返嚟呀!」有人大喊:「食肥啲!」也有人道:「減肥好啲喎!」杜啟華被懲教人員帶走前,親友隔著玻璃告訴他:「我哋會幫你照顧媽咪!」

這宗發生在2019年7月14日的案件,案情是關於杜啟華用長雨傘揮打警員背部,然後隨之揮打另一名倒地的警司,對方出手擋格時,雨傘打中了他的無名指,導致手指遠端指骨骨折,其後杜啟華被警方拉扯制服期間,咬斷了一名警長的無名指。

這事件一夜之間轟動全港,就連「反了面」數年的朋友,也因為從電視上看到他而重新聯絡上,一見面即對他嘖嘖稱奇。這也是首次有警察衝入商場執法、首次有示威者向警察的軀體直接攻擊,標誌著「反送中」運動裡,怨恨、衝突與血腥的不可避免。

在等待裁決的一年半之間,不僅杜啟華,身邊的家人和朋友大概都知道,入獄會是最終的結果。可是當預定了的現實真的降臨,血肉之軀還是難以抵受。判刑後,法庭外的走廊上,哭泣的哭泣、相擁的相擁,紅了眼眶的親友久久不散。

來不及理解的電光火石

杜啟華被當場拘捕後,有一個現場消息傳入了他的耳中——警察手指「斷了」。在他的理解中,「斷了」只是代表骨折而已。怎料到達了警署,有警察兇惡地告訴他,警長的手指其中一節是整個地掉了下來,又打開手機向他展示社交媒體流傳的照片。

杜啟華這時才驚覺,「原來係成隻甩咗出來那種斷」,頓時感到十分錯愕,他就連自己有咬合過也感覺不到。

案件第一次提堂,是在沙田裁判法院,全城都在好奇:「他是誰?」那時候的聲援者都是一心要保護被告人身份的氛圍,並流行用雨傘遮擋傳媒鏡頭。可是這個杜啟華,辦理保釋手續後,步出了法院的門口,卻沒有立即躲入聲援者的「傘陣」中,而是停下來大方地讓記者拍攝。

此後每一次上庭,乃至21日的審訊,杜啟華貫徹始終地不需要「傘陣」掩護,不介意被鏡頭拍下容貌。每望到鏡頭,西裝筆挺的他,總會第一時間站定,瞇起眼睛微笑,這時眼睛擠成一條線,看不見眼珠,「我朋友說我條眉仲粗過隻眼!」久而久之,攝影師們都以他的迷彩圖案口罩作為標記,也不擔心他會躲避鏡頭而溜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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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傳媒邀訪,他也是來者不拒,要知道這年頭,以真實身份暴露於陽光底下,須背負一定程度的法律風險和輿論壓力。「有些事不是我不講出聲,便代表沒有發生過,想知的人依然會問,未FC(核實)的說法也會周圍都係。」當他開始意識到,自己的事竟然捲起了一場十級大颶風,條件反射就是拒絕被定調:「與其任由他人猜度、加鹽加醋,可能由自己說出來,會比較沒那麼失實。」

審訊初期,在庭上的大屏幕看到自己的身影,杜啟華感到有點尷尬。「不是因為自己做過的事而 embarrassed,只是見到自己以一個比較失儀的一面呈現在大家眼前」,說罷大笑了好一陣子,「即是大家很多時都會遇到,某些時候在塊鏡見到自己的時候,總是渾身不自在。」

隨著影片反覆播放多次,他卻漸漸感到法庭場面的可笑。特別是那段網上影片,拍攝到他被警員拉扯期間,警長梁啟業的手放在他的臉上,食指更疑似貼近眼睛,以致杜啟華露出痛苦的神情,之後警長的無名指在不足一秒內被咬斷。電光火石的一瞬被剪接成慢鏡,以不同的速度重播再重播。影片每重播一次,「魔警挖眼」這標題便會再顯現 —— 這亦是反修例運動的支持者普遍力挺的說法。

警長一度以受害人的身份出庭作供,「我猜連續看了上百次,我就見到他塊面燶燶地(面帶不悅)」。再加上控方資深大律師提醒證人,法庭不會考慮該些字幕內容,觀看時可無視它們,杜啟華卻感到整個場面十分有趣,「好像講完之後,令到證人更加理會這些字似的。」

難澀的醫學爭論

這宗案件最矚目的情節,是杜啟華涉嫌故意地咬斷警長手指,導致粉碎性骨折。手指的指節隨即掉在一間商舖的外面,後來才被拾回。警長被送往醫院,即時進行4個小時的手術,最終指節成功被接駁回。

這導致杜啟華要面對本案裡最嚴重的一項控罪:有意圖而傷人,最高可判處終身監禁。在區域法院審理的話,刑期上限是7年監禁。

這項控罪亦成為了整個審訊中,最花時間爭論不休的部份,雙方的專家作供足足花了11天,把原本預計的12日審期,拉長至21日,關鍵是:到底杜啟華這一個咬噬動作,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反射動作呢?

控方的說法是杜啟華的咬噬力量強勁,此舉必定是自主的。辯方的說法卻是,事件歷時極其短暫,常人根本不可能在如此瞬間內,經過思考而作出某些自主的反應。雙方各自找來支持自己觀點的腦神經科專家,撰寫報告、出庭作供。

在陳舊的灣仔區域法院裡,控辯雙方專家之間的刀光劍影,沒能呈現在言語之上。為了遷就法官的筆錄抄寫速度,專家作供時的語速都要緩慢下來,一段回答也要打斷成好幾節。正當專家證人醞釀言辭反駁之際,法官卻打住:「等等,未抄完。」對答中更加充斥著各種醫學名詞:「驚嚇反應」、「無意識自主反射」、「三叉神經線反射」、「原始性反射」、「Hick-Hyman Law」等等,旁人聽得腦閉塞,一時之間難以消化如此艱澀的爭論。雙方專家證人作供的十多天裡,來聽審的市民寥寥可數。

杜啟華也沒完全聽懂兩位專家的證詞,只能放手交給專家和律師團隊處理,在最後一天的作供期間,他更因為前一晚睡得不好,而不禁在被告欄內打瞌睡。散庭後,他隨口說了一句,也是時候開始準備「入冊」的事宜了。

早在審訊的第一天,結果早已心中有數,分別在於囚禁的刑期有多長而已。

即使如此,杜啟華也希望片段反覆重播的同時,法官可以明白到,「大家見到段片真的好電光火石的」,只有0.6至0.8秒,與控方所指稱咬噬是經過思考的自主動作的說法,兩者並沒有互相印證,甚至存在矛盾。

無法平息的憤怒

去年,不時可在法庭上碰到杜啟華坐在律師團隊席上,替其他社運案件的被告勞碌奔波。沒過多久,他步進被告欄內受審,換了成別的律師替他勞碌奔波。印象中的杜啟華,大部份時間都是穿起一副西裝,脫不掉一副菁英的形象。

不用上庭的日子,即使穿上了黑色皮褸和黑色破洞牛仔褲,杜啟華那種精明能幹的氣質還是會在談吐之間散發出來。他那天說有點頭痛,卻無法放棄到咖啡店買一杯咖啡。回答問題時,他反應敏捷、說話速度快,每一句總夾雜一兩個英文單字,也會隨時插科打諢。必須集中精神,才能捕捉到他的每一字每一句。

從中學到大學,相比起同齡人,他一直算是處於競爭場的上游。中學時代就讀港島半山名校,他校內成績不及同輩,因此無法在高中選讀心儀的商科,唯有接受化學及生物學科的訓練。生意頭腦卻無法抑止,中三、中四便懂得辦起團購的小生意來。

「高登討論區」是他做生意的平台,他時常發布帖子徵集團購朋友,偶然看到旁邊「時事區」的帖文,當時的熱門話題,是反高鐵、水貨客問題、大白象工程、議員在議會上的發言等等。他總覺得香港的政策、利益總是傾斜非香港人,認為這就是社會上存在著的某種不公義,「開始重視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是杜啟華真正動身參與的第一場運動。那年他就讀中四,在政府總部外一邊留守一邊溫習,早上便回到位於半山的學校上課。

這場「反國教」生於當年逐步政治化的香港社會,承接了2007年保衛天星、皇后碼頭以及2010年反高鐵的新社會運動浪潮,對於杜啟華的個人生命來說,是一次社會行動上的啟廸。此前他從沒想過社運可以是如此年輕化,沒想過可以在中學生的層面發起,也沒想過可以是如此形式,而不只局限於舉標語牌和遊行。「反國教」結束後,剛好就是立法會選舉投票日,那年杜啟華還未滿18歲,未有資格投票,但當他看著某些民主派候選人大勝,發覺自己會因此而感到鼓舞時,「知道自己不是一個 apolitical(非政治化)的人。」

雨傘運動,杜啟華仍然是那個安於靜坐和揮動手機燈光的參與者,如今他不太想讓別人知道,他當年主要留守在予人印象較「中產」及「和理非」的金鐘佔領區。雨傘落幕後,本土派和勇武抗爭的聲音崛起,卻不時遭到主流民主派排擠與非議,杜啟華看在眼內,直至現在,他想起「捉鬼」和冷嘲熱諷的氛圍,依然會感到不以為然,期望港人不要重蹈覆轍。

公民社會不同派系之間的瓜葛糾纏和互相攻擊,在2019年運動浪潮爆發後,瞬間顯得瑣屑、不值一提,大家因著「反送中」這個共同目標,瞬間拋開了過去的恩怨與角力,眾志成城,從社運低谷中走出來。

若果沒有出現《逃犯條例》修訂,杜啟華大學畢業後,大概會成為每天穿梭於中環證券行的上班族,還差點兒升了職,或許那個他不會對社會漠不關心,但也不會像今日般如此投放身心。運動初期,參與過百萬人遊行,杜啟華開始在想,我是否可以做得更多?梁凌杰從金鐘太古廣場墜落身亡,為杜啟華帶來了莫大的衝擊,「梁凌杰跳落嚟的時候,發覺原來有人可以殉道的時候,案底不足為恥。」

「我亦都覺得如果二百萬人都有案底的時候,案底不會是一個問題。人多就是力量,而大家都知道這些案底不是作奸犯科,而是政府作奸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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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也沒想到,7月14日的沙田遊行竟會是如此血腥收場。兩個星期前,香港人才剛經歷了歷史性的七一佔領立法會行動,其時港府仍未願意撤回修例。隨著有權力者的不作為,仇恨一觸即發,在困獸鬥的新城市廣場內,人們過往對死物的攻擊,轉化成了對活物的攻擊。不只杜啟華這件咬斷手指的事件,在當日差不多的時間裡,商場內還出現了另一個戰場,兩名便衣警察先後被示威者猛烈圍毆,3名涉案者在去年承認了「暴動」罪,分別被判處監禁3年或以上。

事發超過一年半,杜啟華的憤懣沒有隨著年月流逝,或在庭上反覆觀看當日的影片而有所減退。他回憶當日警方在合法集會還未結束前,在未有徵得新城市廣場的同意下,便大舉闖入商場執法,語氣依然盛載著憤怒⋯⋯

坐監是修行階段

這個審訊斷斷續續的,橫跨數個月,在幾乎停滯了的時間裡,杜啟華憑著典型港人能屈能伸、迅速應變、絕處求生的本能,總能找到點事來做:律師行的兼職、辦小生意、經營 Patreon、準備運動教練牌考試⋯⋯只不過,有時也會因為備受注目的身份,在工作上遇上不少人事上的紛擾,甚至被排拒,杜啟華少不免晦氣地想:「不如快點入去(監獄),那便不用理會那麼多!」後來精神狀態每況愈下,他主動求醫,證實得了嚴重程度的抑鬱。

就連7.14同一天被捕的同齡朋友,也在這段期間接受完審訊、被裁定罪成、還柙。判刑那天,杜啟華特地來到法庭看看那位朋友,由於他被編配坐在離犯人欄最遠的座位上,當那位朋友被帶進犯人欄時,杜啟華大幅度地向他揮揮手,生怕他看不到自己,未幾卻遭法庭保安提醒要肅靜。

散庭後,載著朋友的囚車駛出,杜啟華向著黯黑的車窗揮揮手,送別朋友。囚車揚長而去,丟下了杜啟華。他一直以為,自己會比朋友早一步入獄,沒想到,最終是朋友入獄了,自己仍在外頭,仍在等待著裁決的那一天。

他對坐監並沒有畏懼。「坐監對於我來說⋯⋯是一個修行的階段。」明知眼前的監牢閘門大開,他卻要無奈接受各種程序的拖延,有時厭倦了等待,他甚至會恨不得早點入獄,早點遠離塵世的紛亂,早點進入這個修行之中。

在監倉生活,活動空間受囿限,人的時間卻多了,對於知識份子來說,閱讀、學習、寫作是非常重要的一環,能夠填滿監獄裡滯緩的時間,並賦予它意義。杜啟華是一個精打細算的人,老早就規劃好要如何善用坐監的日子。

他希望在出獄後成為專業的健身教練,因此打算在監倉內細讀關於運動科學的書,準備考取各種專業牌照,此外也會重溫大學曾主修的營養學。有朋友說好會定期寄信給他,逐點教授他政治及哲學的知識,又替他搜羅書籍、準備好書單。最近他受到一位律師朋友的影響,開始對堪輿算命這種「民間統計學」信服、產生興趣,也打算在監倉內繼續探索,或許能夠打發一下時間。

「知道自己要讀多些書,知道政治學的本質,便找書來看囉。知道要有強健的體魄,便好好健身、好好讀這方面囉,讀完便幫那些細嘅。只不過是修行的過程來,不要看得那麼重。」

可是面對未知,還是會有不安感,「說不怕是騙你的」,杜啟華說:「但是有時候驚這些是無謂的,又自己避不到,那不如在有限的時間內做更加多的事,準備好下一個 wave,可能好過自己不斷驚、自我噤聲。」

不敢說出口的軟弱

不論是裁決、求情還是判刑,杜啟華的親朋好友總是坐滿了整個法庭,有小學、中學、大學同學、舍堂朋友、其他社運案件的被告和親屬,杜啟華認定他們是這一生中最重視的一群人。

坐監意味著他會在原本生活的群體裡消失好一段時間,他很害怕出獄後,會與這群朋友們疏遠了。「因為時間好像不斷衝擊著礁石般,不斷令自己好像 fade out 在本身的群體入面。或者⋯⋯最大擔心是這個。」

他更加擔心,即使服刑完畢,出獄之後會繼續被針對,遭受進一步的秋後算帳,「更加多嘢殺到埋自己身,迫不得已我唔可以再搵返自己朋友,就呢個位⋯⋯會令到我心靈有少少炒車。」

這段日子,他不太敢在朋友面前表露這種軟弱,「如果你黏著人家太多,人家會覺得你煩」,所以也不敢經常打擾朋友。

母親固然是杜啟華最不敢打擾的人,「即是一齊住,但偏偏我可以透露得最少的事的人,亦都是她。」

出事當天,新城市廣場警民衝突的武力程度,在當時運動初期的階段來說,可謂攀上了一個顛峰,整個香港都為之轟動。警長缺了一隻手指的血肉模糊照片,真的、假的,都在中港網絡上廣為流傳,也有不少關於杜啟華個人背景的流言四處橫飛,例如有人指稱他是香港眾志成員,教他哭笑不得。兒子一下子成了全城的焦點所在,母親想當然是嚇得半死,她當日看著杜啟華出門,還以為他只是去朋友家打麻將呢。

背負案件這一年半之間,他很擔心母親會擔心自己,也有很多東西不知怎樣開口,生怕任何負面情緒和資訊會觸碰到母親神經,「對住她係最唔可以軟弱的,偏偏對住她係佔了最多時間。」

父母在杜啟華還小的時候已經離婚,此後兩邊家庭和諧如昔,只是母親還是要扛起獨自照顧兒子的責任。可是杜啟華曾有過少不更事、不知長進的時候,放學後常常在街上到處流連,直到某一刻,整個人突然開竅,想通了,既然就讀名校便不應該讓學業頹唐下去,「或者是人大了,有種自覺,要承擔起多些責任。」

母親讀書不多,只能從事一些工時長但人工低的職位。杜啟華只想賺多些錢,讓母親工作不用那麼辛苦,甚至可以不用再外出工作,好讓她把時間用來盡情追看韓國男明星。「以前我欺負她多了,是時候讓她倒過來欺負我、叫我交多些家用。」

只可惜,這個虧欠,或許要在出獄後才能夠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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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名成立後,還押羈留所期間,杜啟華的好友自製了一個毛公仔,即是一個擁有杜啟華容貌的 Melody,按一按掣,還會播出錄音:「喂~新年快樂,多多指教!」原來杜的媽媽喜愛 Melody,朋友希望將這毛公仔送給她,好讓它在杜啟華不在的日子裡,陪伴著媽媽。

杜啟華年少時喜愛「夾 band」,在隊中的位置是鼓手。搖滾、重金屬把反建制的精神注入了他的血液中,然後因著社運的參與而激活過來。他更享受在舞台上的感覺,因為若果他的表演可以令台下的朋友開心,他自己也會感到很開心。「好似開餐廳咁,你好叻整那碟拿手菜,市面上可能沒有很多舖頭整嘅,但整完之後客人覺得好食,咁便會滿足。」他喜歡聽每個人的故事、喜歡與別人談天交流,是一個群體動物。還柙前,他還有很多想見的人要見,把時間表排得滿滿的——要好好地道別的話,時間怎也不會夠用。

可是往後數年,他要脫離一直以來享受的圈子,投入到圍牆內的另一個圈子去了。

靜待那一天

經歷過2019年的人,大部份都深深相信,香港人靜待至未來某個時日,會再一次站在一起,爭取他們還未爭取到的東西,杜啟華也不例外。也許這不是盲目的樂觀,而是大家不得不如此相信。

2019年那段從沉睡中倏忽甦醒過來的記憶,教會香港人社運上的高低起伏本是尋常,就如潮漲潮落、四季更迭。

《國安法》與疫情使香港再一次墮進幽谷,如今香港人連「那八個字」也不敢宣之於口,杜啟華理解這種恐懼,沒有什麼好責怪的,可是難免感受到這股氣氛的可悲。「總之恐懼係會瀰漫,而傳播媒介就是大家。」

「咁當大家唔再恐懼的時候,我相信,那股氣勢會一齊返嚟囉。贏係另一件事啦,好多嘢只要敢試、敢去做,就會好似當初,由俾你(政府)鐵一般咁講,二讀會繼續、三讀會繼續,到最尾暫緩了。」

杜啟華同時理解,未來的障礙是多了,《國安法》、《禁蒙面法》是牢牢建起的欄柵。他依然希望有生之年能夠再次看到香港人團結的畫面,假以時日,「民意和民氣再回來的話,我估我們 achieve 到的,可能會更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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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歷史與抗爭史的交纏

訪談結束後,他趁著空檔,到附近的書店逛逛,順帶搜尋一下有否適合獄中閱讀的書籍。他說自己較喜歡讀一些關於概念的書,多於那些講述現象或經驗的。話雖如此,最終吸引到他目光的,是放在當眼處的一本《香港抗爭音樂誌》。

翻到沙田遊行的那一頁,他停了下來,看得特別仔細。這一件把他帶進監牢的事件,不只是他個人歷史的一個重要章節,也刻印了在香港的社運抗爭歷史之中。那段喧囂的日子現已遠去,而杜啟華亦為此付上了代價,可是警察與平民之間的怨懟,卻從未遠離。

掀到某些章節,「屌狗」、「Fuck the popo, Fuck the Gov」等字句大剌剌的冒出,杜啟華「打定輸數」,這本書不會通過到懲教署的審查。

愛不釋手也好,他還是無法把這書帶到獄中閱讀。翻了又翻,最終他還是把書本合上,放回原位。

民間支援政治犯的空間收窄、障礙也多了,沒有遊行和集會,沒有荔枝角收押所外的燈光人海,在囚人士難以得知還有多少人支持及記得他們。除此之外,懲教署不但阻撓議員的公務探訪,也以「威脅監房秩序」為由,禁止某些政治題材有關的書籍和信件寄入獄中,影響在囚人士與外界的連繫與資訊同步。

杜啟華預計自己亦會遇到同樣的障礙,但是他相信探討思想、哲學的書還是可以通過到審查,「唯有好好磨練心智啦,對我來說坐監不是什麼,亦都好快過,ok 的。」

杜啟華作為一個曾經與抑鬱症共存的人,對牆外人唯一的寄語是,要關注自己的情緒健康,「唔好怕醜,我以前都很介意處理這些情緒問題。」

怕孤獨卻被四面牆包圍的他,還是很想透過信件感受著朋友的氣息,「我會想收到親手寫的信,我會想收 educational 啲嘅嘢,我幾鍾意睇那些『幾分鐘速食』,知道某些哲學觀念、歷史那些,true or false 或者連登的「膠 post」也可以⋯⋯朋友的生活照啦,知道一下做什麼、發生什麼事。」人雖在獄中,杜啟華希望朋友不忘與他分享生活點滴,好讓他繼續與大家同在。

記者:黎彩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