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琦—家十兄弟姊妹，她排行最小，在清遠附近的農村生活。一如大部份農村小孩一樣，初中畢業後到城市打工，希望擺脫困苦的耕種生活。
計生辦政策與偷生對策
她形容自己十八歲出佛山打工，都已經離鄉別井，每年才能回鄉約三次，「當然是在家千日好啦，但也無辦法。」當時她主要做電子廠，經常加班，每天工作十幾小時，錢就絕大部份寄回家裡。阿琦指，雖然務農是不太擔心吃的，但家中也需要日用品，「過時過節買張櫈都要錢啦」。在佛山打工時，認識了現時的丈夫，結婚生子。她有一現時15歲大的兒子，一家在佛山生活。可是，阿琦的奶奶認為，為孩子將來著想，應該要有兄弟姐妹，日後遇上什麼困難，有個人商量一下，總比孤身一人好。阿琦認為奶奶的說話也有道理，於是，在2006年再次懷孕時，便決定偷生。
阿琦說鄉下好窮，沒什麼人知道什麼來港產子的，好多鄉下人都認同有兄弟姐妹的社會，所以好多人偷生。雖然大家都知政府會罰超生費，但大家都想著，見步行步，賺多少薪酬就分期交罰款給政府。到了小朋友要讀書時，大家就會想辦法籌錢交一點罰款，讓孩子可以入籍讀書。眼見大家如此，阿琦也想著，偷生就偷生吧。
雖然，其實，阿琦年青時見過不少計生辦的惡行：「大陸的事情，有幾亂你們香港人很難理解啦！」她見過計生辦去疑似有第二胎的家庭處捉人，捉不到孕婦強行打胎，就把人家的老父老母捉去坐牢做人質，要那個孕婦自首；又試過找不到超生孕婦就把人家的屋都拆爛；也試過把一個懷胎九月的孕婦捉去打墮胎針，幸好已經太遲，嬰孩還是順利出世。因此，阿琦第二胎見肚時，就已跑去娘家、姐妹處暫住，以免被自己鎮上的計生辦找到。
香港姑奶的承諾
可是，機緣巧合下，當年的農曆新年，由於政府人員都放假，阿琦便大著膽子回夫家過年，恰巧嫁到香港的姑奶（丈夫的姐姐）回鄉探親，知悉她有第二胎後便建議她到香港產子。姑奶說反正要付款，相比之下，香港的教育比大陸好，又說，將來孩子可以住在她家中，又有免費教育，阿琦只要申請探親便可來照顧孩子。
阿琦當時對香港沒有概念，更對香港的生育制度及人口政策一無所知，在臨盆前兩個月才被姑奶說服來港產子。這就是她第一次來香港。出院後他們一家便搬回清遠農村生活以減輕負擔，直到女兒到了適學年齡時，才到港入讀本地幼稚園。她指女兒沒有國內戶籍，在內地上學要交「贊助費」，每年動輒數萬元，而他們一家人在農村每年的年收入只有幾千至一萬，無可能全家人不吃不用來供女兒讀書。最後，他們還是決定讓女兒來港讀幼稚園。
姑奶離世 預算盡失
沒想到，本來承諾可照顧她們的姑奶在08年去世，可是，女兒09年便到入學適齡，她亦只好厚著面皮，帶著女兒寄住在姑奶子女的家裡一同生活。她09年開始經常申請探親證來港照顧女兒，每次在港續證要付160元，可額外逗留14天，按實際情況而定。同樣地，她需帶同女兒，長途跋涉每三個月回內地續證一次。
由於綜援制度是要求父母皆非港人的港生兒童，若需領取綜援必須有合資格並同領綜援的監護人同住，並一起申請綜援才可以。鑑於阿琦所寄住的親戚家裡，人人都有工作，因此她沒法找到合資格的監護人為女兒申請綜援，自己沒有居港權又不能打工，維持日常所需都成問題。丈夫在鄉下的農耕收入，只能養活鄉下的家人，根本無法支持兩母女在香港的生活。
寄人籬下
阿琦寄住在姑奶子女家，總不能夠要求親戚不上班一同領取綜援，「若非走投無路，我們也不想求助 」。到港以來，她和女兒僅靠食物銀行糊口。現在放在她眼前的難題，是否能申請到學券，以免去幼稚園的學費，但即使得到減免，書本、雜費等費用也要向內地親友借錢。她直指：「連回港的路費都要問人借錢」。事實上，農村生活情況緊拙，親戚們大多有心無力，朋友見到她借錢亦避之則吉。一方面內地親友對她的處境愛莫能助，另一方面她與香港親戚的關係漸生磨擦，兩者均讓阿琦承受很大壓力。
阿琦現時寄住的公屋單位，地方非常狹窄，她與女兒睡一間房，但由於房間只放得下一張小床，容不下兩人，所以她只好每晚「瞓廳」，更遑論讓女兒有個舒適的溫習空間。姑奶的子女與她關係本已疏離，加上收入也不高，自己的生活亦捉襟見肘。正所謂長貧難顧，親戚們亦逐漸頻繁地在她面前閒言閒語，例如「今個月的水電費又貴了」；同時亦多番試探阿琦口風：「會不會在香港讀小學？」阿琦總感到親戚想自己盡快離開。她坦然聽到這些話感到非常難受，如果能打工的話自己很想離開，但又要被迫留在這裡看人家的臉色，十分無奈。
思前想後 只考慮孩子的將來
可是，既然她都曾考慮過超生費以一點一點攤還的方式還給政府，為何現在又不能帶女兒回鄉，逐點攤還無戶藉人口讀書必付的贊助費？如此勝於一家分散，家不成家？
對這個問題，阿琦不是沒有想過。可是超生費政策是各處鄉村各處例，在她鄉下就是即使在港生產的孩子也要付，贊助費更不用說，以他們家庭年收入只有幾千至一萬人民幣的狀況，那些罰款根本是天文數字。
可是，更重要的是，阿琦作為母親，認為該為女兒將來的幸福著想。她坦言，來到香港才發現教育可以改變一個人的命運。在內地，就算成績好，都因為貧窮而喪失讀大學的機會。她不想女兒將來沒有文化或者日後過著耕田的生活。眼見內地教育福利制度的缺陷，作為母親的她，為了女兒讓女兒對自己的將來可以選擇，堅持要讓女兒在香港讀書，即使受盡白眼，都要咬緊牙關忍受下去。
將來：種點菜、執點垃圾
由於在港不能工作，除了照顧女兒外，閒時只好做義工消磨時間。另外，長期逗留香港令她與內地家人的關係變得淡薄，她與內地兒子一個月只通電話一次，有時甚至更少（因為長途電話費貴），而且因為路費昂貴，丈夫與兒子亦從未來港探望他們。她指兒子比較年長，懂得諒解父母，但無可避免與妹妹的關係比較疏離，易有代溝。小女兒亦因為早已適應香港的生活，相反「鄉下又悶又無娛樂，無公園玩」，逐漸變得不願回鄉。加上丈夫是耕田的，收入非常少，每天只有40元左右的收入。因此，丈夫在農活不太忙的時候，會長時間在外地打散工，兒子交由奶奶照顧。基本上，一家人是長期分隔，各自在不同地方生活，支離破碎，「家不成家」。
眼前呢。阿琦住在親戚家，有電視有報紙，她當然明白現時香港人對「雙非」的看法。加上親戚的怨言、生活之艱難、家庭的分散，她在香港孤身一人，完全無法承受這種壓力。阿琦苦笑：「以前鄉下雖然窮，但可以自己種自己食，都不會餓死。在香港，不能工作，連執紙皮也不夠人搶。沒想過在香港生活比在鄉下還要艱難！」面對小女兒來年升讀小一，負擔將會更加大，生活更加吃力。阿琦坦言現時自己的情緒已變得很容易波動，很容易發脾和抑鬱，擔心自己控制不到。
在一堆前因後果累積下，造成阿琦當初沒法預計的局面。可惜的是，事情發展到這個狀況，阿琦亦身不由己，只得硬著頭皮走下去。除了為過往的抉擇負上責任，未來無法打算，只能憂慮。所謂的「雙非」要在香港這塊土地立足，一點也不如外界所估算那麼容易。
女兒現時六歲，距離可以自立的十八歲，還有十二年的時間，問到阿琦認為這十二年在她自己的人生而言有什麼打算，她就慨歎總不能長期寄人籬下，只希望政府酌情批出工作證，讓她有能力盡快租一間房與女兒搬出去生活。可是，酌情批出工作證始終未成事實，於她自己而言，十二年後無工作經驗，回內地也找不到工作，又無錢，那她怎樣打算將來？筆者得來的是一個「阿媽」到不得了的答案：「那時五十多歲，女兒可以自立就好，我可以返鄉下，兒女有良心養我就養我，無的話，我在鄉下種點菜，執點垃圾，簡簡單單走完最後的路......」
筆者面對阿琦不敢說，可是，以內地現時的情況，其實，阿琦也無法保證，十二年後，她丈夫的土地是不是會被徵收，或者強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