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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鈺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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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根基,把握機會──訪香港第一代反核女將梁詠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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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反核運動訪問系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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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詠雩(「獨立媒體」方鈺鈞攝)

梁詠雩,Trini,是本地八十年代初反核運動的核心人物之一,現在從事環保顧問工作。福島核災難前,因為深感氣候變化問題日益惡化,她曾經懷疑核能是無可避免的選擇。她承認自己曾這樣想:「全球暖化,温室氣體排放日益嚴重,若只有十年時間處理,權衡利害後,是否用核電作為暫時緩解方法,先過了這一關,再全面發展再生能源?」但是,去年日本福島的核災難敲響警號,令她驚醒,深感核電始終是最壞的選擇。

梁詠雩指出,各國政府現在都借氣候變化問題為藉口,推動發展核能,香港如是、中國政府亦如是。政治家希望靠核能達到減排目標,核能工業追求龐大利潤,兩者一拍即合。梁詠雩說,核能是資本密集的行業,必須依賴政府以納稅人的錢來資助,對核工業來說,是「好筍」的事。各國政府的另一個考慮,是想維持自己在核武軍備上的優勢。正因為這樣,核工業的遺傳因子裡必然包含謊言。「他們根本知道無法解決核廢料的問題,但會投入大量資源為核能塗脂抺粉,隱瞞這些事實。」

JOCNE─關注核電廠聯合組織

七十年代,梁詠雩在亞洲專訊資料中心 (Asia Monitor Resource Centre, AMRC) 工作,中心研究電子化學物品對工人的危害和對環境的污染,她因此開始關注輻射對人體和環境的影響,並代表中心參與1982年組成的Joint Organization for the Concern of Nuclear Energy-JOCNE(「關注核電廠聯合組織」,後易名為「關注核能委員會」)。JOCNE的成員包括長春社、基督徒學生運動和AMRC,還有一些基督徒和天主教神父。他們因為美國三哩島核事故,對中國發展核能深感憂慮。

梁詠雩憶述,JOCNE初期的發言人是長春社主席温石麟,後來她被邀請代替温石麟,從1982年起成為發言人,一直到1986年,才改由基督徒學生運動的馮智活任發言人。「我猜,當時長春社不想扮演太前線的角式,可能他們覺得長春社的角色是保育,不是搞行動或者搞campaign,又或者長春社領導層覺得這是一場運動,一場硬仗,而且對象是中華電力、嘉道理家族和中國政府,所以決定不扮演前線角色。」

梁詠雩說,當年很少人覺得核電危險,只知道「綠色和平」反對核試爆和美國三里島核災。她說,JOCNE成立的目的是關注核能而不是反核,因為其中一些人不反對核能,而只是感到香港人需要知道更多大亞灣核電站計劃的詳情。有研究記載,JOCNE成立的目的,包括搜集跟核能相關的資訊、研究和分析核能在經濟和技術上的問題以及對健康及環境的影響、引發社會關注和為進一步的行動集合資源。

梁詠雩說,JOCNE初期最主要的工作是引起公眾關注,所以他們印製了很多有關核能的單張和小冊子,又搞研討會和學習小組。

擴大社會支持

JOCNE開始時只是一個小圈子,不過他們很快意識到運動需要壯大。梁詠雩說,他們知道必須擴闊支持面,而關鍵是把議題跟民生問題聯繫起來。

1978年政府同香港電燈公司簽署利潤保障協議,觸發了民間對監管公共事業的訴求,於1982年組成「各界監管公共事業聯委會」,成員包括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和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當年關注政府跟兩電利潤協議的,還有代表本地工業界利益的香港能源協會。JOCNE於是跟他們聯絡,向他們解釋核電的影響。梁詠雩說:「那時中電宣傳說,使用核電後電費會便宜很多。這些團體從民生角度出發,認為電費便宜就好,至於核電安全的問題,涉及技術層面的事情,不是他們關注的焦點。因此他們開頭並不投入,亦未準備好支持。我們游說他們關注這議題時,便著重提醒他們核電其實一點都不便宜。」

JOCNE的策略漸見效果,這些團體開始就中電投資興建核電站對電費的影響提出質疑。JOCNE也經常出席各界監管公共事業聯委會的會議,跟與會者討論相關問題,又一起約見行政立法兩局非官首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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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JOCNE就興建大亞灣核電站召開記者會,右1為梁詠雩,中間為當時長春社的代表陳偉群。(圖片來源:剪報)

1984年,中電和中方商定在大亞灣建造中國第一個商用核電站,地基平整工程隨即展開。與此同時,香港電燈卻表明不會參與計劃,原因之一是預計大亞灣核電站(以下簡稱「大核」)發電成本較貴。JOCNE跟香港地球之友和各界監管公共事業聯委會,公開呼籲政府就建造大核的經濟和安全問題,進行公眾諮詢。

梁詠雩記得,1984至85年間,高山劇場舉行了一個關注全港民生的大會,大核工程是其中一個重要議程。梁詠雩認為,這是當年反核運動一個里程碑。之後他們在街頭搞簽名行動,收集到近萬人的簽名。她興奮道:「很振奮,覺得很成功,之後很多人一起遊行到當時的布政司署。」梁詠雩說,當年教協角色很重要,因為舉辦論壇、設街站搞簽名運動和做宣傳,都會借用教協的資源,開會時二十多人,也會去教協借場。由於多了關注公共事業和民生的團體加入,當年任基督教工業委員會主任的劉千石,便跟梁詠雩一起輪流當發言人。

除了召開記者會和上面提到的行動外,梁詠雩記得他們曾在中電總部搞燭光晚會,又到倫敦游說英國國會議員,希望影響香港政府的決定。他們還曾經北上,向廣東省電力公司表達港人的關注。她說:「當年見報率好好,常常上頭版,上電視……報章會刊登我們寫的分析文章。」談到運動為甚麼得到傳媒關注,梁詠雩說:「可能是我們用的方法很知識性很專業,講話時會引用很有力的研究,好理性。我們還約中電開會辯論……把中電逼到埋牆。」

從民間走向議會

1986年4月26日,前蘇聯切爾諾貝爾發生核災難,5月31日「關注核能委員會」和多個民間團體成立「爭取停建大亞灣核電站聯席會議」(以下簡稱「聯席」),並於6月8日展開全港簽名運動,第一天便有超過一萬人簽名支持,區議會議員和學校也紛紛加入。6月23日,教協宣佈加入聯席,並隨即發動會員在全港學校進行簽名行動,結果歷史性地動員了一百萬人簽名反對興建大亞灣核電站。

對香港人來說,切爾諾貝爾核災難是巨大的警號。大亞灣核電站距離香港只有30公哩,一旦建成,香港人從此要活在核災難的龐大陰影下。本來完全不關心核電的人,一下子都大表憂慮。梁詠雩說,當年一些演員明星如鄭裕玲曾聲言,如果不能停建大核,她會移民。

切爾諾貝爾核災難也令反核運動從民間走向議會。核災前,JOCNE雖然曾多次約見行政立法兩局非官首議員,就興建大核表達憂慮和要求政府向公眾提供更多資訊,但議員們並未積極回應。切爾諾貝爾核災難觸發市民高度關注大核工程,在民間強烈的聲音下,當年任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議員的鄧蓮如公開表示,政府是否重新考慮向大核買電,主要視乎香港的民意。七月中立法局就大核工程召開休會辯論。與此同時,立法局在七月初一次內務會議中,決議組成兩個核能考察團,分別由李鵬飛和譚慧珠率團到日本和歐美考察。司徒華因為不滿內務會議就考察團的安排,自行到美國考察當地核電廠和走訪反核組織。

正如當時輿論預料,立法局的核電考察團回港後,聲稱大亞灣核電站選用的反應堆十分安全,香港人無需過慮。司徒華回港後,則著力批評香港政府拒絶向立法局和市民提供大核計劃的各種細節。李柱銘2007年在一篇文章中回憶(註1),在立法局休會期間,他曾要求當時署理港督布政司鍾逸傑召開立法局特別會議,討論大核的問題,但遭到拒絕。之後,他又在兩局非官守議員的內務會議上,要求召開特別會議,希望在大核工程主要建造合約簽訂前,就大核的興建計劃進行辯論,可惜遭議員否決。最後立法局於10月15日就大核進行辯論,但廣東核電合營公司和法國法馬通公司已於9月23日簽訂主要合同,議員的辯論只能圍繞安全和電費問題,要求當局作出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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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同為立法局議員和基本法起草委員的李柱銘和司徒華。圖片來源

從反核轉向爭取民主

運動正得到大多數市民支持之際,梁詠雩卻選擇退下前線,她說:「有些burn out……原本想拿到一萬個簽名便交棒,現在有一百萬個簽名,更可以交棒了。」

當時有傳聞中方內部有不同聲音,大核可能停建,勝利看似在望,可惜港人並未如願。「我們覺得致命傷是李鵬,他在蘇聯是讀核子工程的,所以大力推動中國發展核能,而且他當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正在上位。」梁詠雩對1986年以後的運動沒有多大印象,只餘下挫折感。她說:「曾經以為好接近成功,八八年急轉直下,覺得好挫折。我想香港人好現實,中國說一定要興建,喊都無謂。」

梁詠雩認為,運動未有持續下去,主因是後來社運將所有力量放在民主運動上。當年的反核運動是社運一個重要里程碑,因為這是香港歷來最大的一次動員,可惜後來大家都去了爭民主。她認為司徒華等把整個平台由反核變成爭取民主:「我不知道他們是否intentional(故意)……八八直選都是這班人……然後八九、九七……你知司徒華,他們好one track(單向)──總之現時最大最重要的是民主……」

雖然梁詠雩支持民主運動,但不認同把反核平台變成民主運動。「如果只將運動看成是動員支持者的平台,那爭取到一百萬人簽名便是成功。不是成功嗎?當然是成功啦!然後我拿著它看看可以做什麼……。」她說,這是否一件壞事,視乎領袖們的動機和目的。當年不時有人問她聯席是否會解散,她一直答「不」,因為運動目標是停建大核,目標既然未達到,運動當然繼續下去。雖然她這樣想,但不同人有不同取向,運動還是結束了。「可能是人之常情吧,既然反對無用,何不要他們做好些?……跟中電多討論多監察,入立法局可以更有效…。」

檢討運動成敗,梁詠雩說,運動最早期主要用倡議方式,即是嘗試影響決策,卻沒有投放資源去建立運動的基層組織,搞簽名也是一次過。另外,運動也寄望明星和社會上層,以為可以改變社會和影響政府。「我們基本上沒有建立基層,當領袖全部離開運動,還剩下什麼呢?甚麼都沒有!」。

至於她自己,當年退下來,轉向中國勞工研究,投身工運,期望連結和教育基層,也是因為曾被社運其他人批抨,說反核和環保運動脫離基層,只顧在社會上層做工作。

反核運動與環保運動

梁詠雩認為,當年反對興建大亞灣核電站的人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最早期的參與者。他們認為核能本身有問題,如核廢料的處理和跟核武器的關係等。第二類人是基於安全問題反核,他們對大陸的核電廠尤其沒有信心。第三類人的出發點是民生,害怕核電扯高電費。

梁詠雩屬於第一類。「早期我們跟歐美和日本等國的反核運動有聯繫,邀請他們的專家來港舉辦會議。攜帶核武的美國航空母艦訪港,我們會拉環額去美國領事館抗議。」當年第一類人還有大律師司徒蓮(Linda Siddall),香港地球之友的創辦人。梁詠雩回憶,司徒蓮當年很支持反核,因為不滿長春社不在前線搞運動,便組織一個新的環保組織來反核,並邀請她加入第一屆執委。不過,梁詠雩指地球之友早期的領袖多是西人,不重視本土發展,所以她做了一屆執委便沒有再參加。

梁詠雩分析,八十年代以後的本地環保組織比較面向基層,也不靠政治明星:「很多環保團體不會上街,不用倡議模式,而改為利用教育方法。」但九十年代的綠色運動,思維方法跟以前有很大分別,變成著重個人層面的實踐,例如素食。

香港現在的環保組織都不大反核,問梁詠雩何解,她說:「(環保組織的)董事局有不同人,很複雜。」她笑言問題也和代溝有關。董事局的成員年紀較大、較保守,會考慮自身的利益,而職員多數較年青、願意冒險和比較接近社會脈搏和時代趨勢。她說,環保組織的董事局邀請新成員加入時,有很多考慮,例如要知名人士,或者想平衡組織內的各種聲音和力量。

3.11後,梁詠雩也一度以為香港會再牽起反核運動。她很好奇為什麼年青人不加入反核。她猜測當年的運動讓電力公司汲取了教訓,現在投放很多資源為年青一輩洗腦和搞公關。但她認為,這也反映了環保運動斷層:「第一代環保運動的模式好知識份子,會檢視政策,考慮如何影響政府和決策者,但鮮有改變人的內在生活和文化價值觀。」

梁詠雩認為,反核運動需要新力軍,因為搞社運一定要有年青人。她說,以前的反核運動跟反戰運動關係密切,而且很有創意,有音樂和電影,還吸引到明星加入。現在若要進行新社運,也要有創意才能啓發年輕一代。但是,她認為最重要是必需有核心關注的人,至少有數位。他們要覺得反核好重要,無論如何都要做。她認為社運最重要的特色,是聯合各種力量:「要將自己的想法和他人溝通,再將想法變成訴求、建議以至議程,然後去推動改變。」

雖然短期來說本地反核前景不樂觀,但梁詠雩認為不必感到絶望。她認為,反核前景視乎如何找到機會和平台去闡明新的價值。她語重深長道:「人好難走出安全區。為什麼要我改?……這是人之常情……但作為社運,要養兵千日用在一朝,要一路疏理,一路保持根基,一旦有事就可以把握機會發揚光大。」她深信任何事都有一個觸發點,只要那刻來到,大家就會行動,茉莉花革命亦是如此。

編輯:張彩雲、方鈺鈞

註釋
1. 李柱銘:「大亞灣核電廠:中共的公關手段,遠較港英政府高明。」《壹週刊》,2007年08月16日。

參考資料
1.《大亞灣核電站資料冊》(1987),香港:爭取停建大亞灣核電廠聯席會議出版
2. Ko Ting Ming (1987),“Pressure Groups and the Daya Bay Controversy”,哲學碩士論文,香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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