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千禧年代起，特區政府牽頭實施外判制度，一切工作，包括物業管理、清潔服務等工作無一倖免。外判制的原意，旨於發揮專門化的效果，提升服務質素及整體成本效益。然而，十多年來，有關外判制的問題不絕於耳，先不論外判商是否專業，在「價低者得」的原則以下，提升服務質素更是天方夜譚。那麼，一群在政府物業（公共屋邨、康體設施、辦公大樓等）工作的外判工人，又有否因外判制度而得益呢？
按政府規例，任何政府外判合約的保安員及清潔工，劃一會簽署一份名為「標準僱傭合約」（下稱「標準合約」）的聘書，其與一般外判合約不同之處，主要圍繞工時規定、休息日待遇及工作地區調配的安排。政府外判工的工時為八小時，月薪制工人享有休息日有薪，而除緊急事故安排外，外判公司不可隨意調配工人的工作區域。機緣巧合下，曾經數度與一群外判保安員、清潔工爭取勞工權益後，方知這「標準合約」千瘡百孔，對工人欠缺基本保障。
「不成文」的合約規定
數年前，民政署意圖「復辟」十二小時工作制，把原有的三班制工作縮減至兩班制，令一眾保安員人心惶惶，擔心飯碗不保。事實上，八小時工作制並非「標準合約」的明文規定，各政府部門可恣意修改工時，若果工人默默接受，恐怕有更多人將會失去現時工作機會。根據2013年統計，單在房署轄下工作的保安員就有約二萬人，佔從業員總數近一成，可見假若真的「開倒車」，將牽連極廣。
而於2013年末，荃灣區各個街市共數十名清潔工因為合約完結的問題，與外判公司追討賠償，事件涉及了「標準合約」的另一條款，就是有關工作區域的安排。肇事外判公司距離合約期滿不足一個月的情況下，才告知工人公司約滿之消息，如不跟隨公司到新崗位工作，就要簽下「自願離職」協議，放棄一切追究權利。工人後來尋求清潔服務業職工會協助，最後，在集體行動及談判後，公司只同意發還部分離職補償金。及後發現，早在2011年，灣仔街市的清潔工因同樣情形向該公司提出訴訟，結果裁定公司要按合約支付遣散費。遣散費是指如公司因改組、倒閉或無法承接合約的問題下與員工解除合約，則服務年期滿兩年以上者可按年資獲得離職補償，部分會與強積金累算權益抵銷。而此後，政府為免同類事情重演，竟然改動了相關條款，變相使工人更難在外判商續約失敗時，追討離職補償。
「被離職」的一群
類似事件接踵而來，2014年6至7月期間，於藍田區幾個公共屋邨的外判保安員遇上相似情況，公司更以各種技倆使未簽署「自願離職」協議的工人就範，例如訛稱安排訓練、法律追究及拒絕於保安證上蓋印要脅他們。在香港，從事保安工作需要有「保安人員許可證」（俗稱「藍卡」），每次入職及離職時均需公司蓋印。惟「行規」喜以此為把柄，如工人與公司有勞資糾紛，往往會以蓋印為手段，使工人放棄追討。後來在警察牌照課的核實下，發現蓋印與轉職並無直接關係，蓋章純屬程序需要。一眾工友不甘受屈，決定以集體行動向公司追討離職補償，他們曾召開了記者會、簽名行動甚或集體抗議，可惜公司多番回避，直至新公司接管後，仍不願作任何賠償，經追查下，竟發現公司與香港某大建制工會的關係千絲萬縷，事件最後以調解方式解決，工友只能獲取不足六成的遣散費。
顯而易見，離職後調配條款的規定，亦即標準合約中的「註4」項引起極大爭議，究竟合約完結後是否等同於公司需要遣散員工，如非，公司需要作出甚麼安排才是符合現時僱傭條例的協議？舉例說，某保安員原職沙田區，而公司在數年後續約失敗，公司調配工人到港島區工作，工人拒絕，是否經已構成遣散？這些常見的情形，最後會因為法律程序的繁複而令工人卻步，選擇接受一部分金額的和解，而合約條款本身亦非法律的一部分，令外判商容易以各種方法逃避責任。
前路漫漫
然而，透過有效的集體行動，對外判商無疑會構成一定壓力，或會對其日後承接政府外判工作有所影響，但假如繼續容許弊病叢生的合約條款存在，長此下去，對工人始終非常不利，故編者除希望從業員對自身權益有所關注以外，亦能有更多基層團體在相關問題上作政策倡議及爭取，保障廣大基層工人的應有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