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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概念匱乏的國民教育課程指引

戚本盛

相當諷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諮詢稿)》(下稱《諮詢稿》)的內容竟缺乏國家概念,相反,政權概念卻充斥全稿。當然,嚴格來說,下文將會論及,《諮詢稿》的內容其實曾涉及國家觀念,只是少得如同匱乏,其意思也模糊和偏狹,對此,《諮詢稿》有需要大幅補充國家概念的內容。

國家即中華人民共和國

《諮詢稿》不乏的是「國家」這個詞語,全稿中共出現超過483次「國家」一詞的用例,且不計附錄,在115頁的正文中則有368次,平均每頁超過3次,不可謂不多。其中佔絕大多數的,不作一般性的解釋,而是一個特指,如以下的例子「國家迅速的發展,亦令社會普遍認同國民教育對青少年及社會的未來發展,十分重要。」(頁1),其中「國家」一詞,其實是「我國」、「吾國」或「我們的國家」的省略,並非泛指一般的國家,而是特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即自1949年始在大陸執政的主權國家(Sovereign state)。

如不嫌嘮叨,可以在語法角度理解這種省略。「我國」、「吾國」或「我們的國家」屬於定中短語,「國」和「國家」是中心語,「我」、「吾」和「我們的」是定語。一般而言,假設語境明顯,較多省略的是中心語,例如「他的成績比她的成績好」可省略為「他的成績比她的好」,同樣在語境明顯的條件下,甚至有時為了避免歧義,或加以強調,也可省略定語,例如父親向孩子說「爸爸很愛你。」句中的「爸爸」當然是指「你的爸爸」或「孩子的爸爸」(皆指涉說話人自己)而不必說明。即使在嚴謹的學術著作或文件中,省略定語也時有出現,例如錢穆的《國史大綱》(1940)中便有「今日所需要之國史新本,將為自尚書以來下至通志一類之一種新通史」或「此種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務,尤在將國史真態,傳播於國人之前」(頁8),其中的「國」當指「中國」;又例如曾蔭權的《民心我心 同舟共濟 繁榮共享──2010-11施政報告》(2010)中有「為確保香港在國家『十二五』時期能進一步發揮其獨有的優勢和功能」(段92),其中的「國家」在省略前應為「我們的國家」或「香港的國家」。

國家指一般的主權國家

這種本指現行主權國的「國家」用例,在《諮詢稿》中正文368次「國家」中佔360次。此外,也有6個用例,不可理解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是指一般意義的主權國家,如「這些國家推行國民教育,均側重培養青少年對國家的認同和公民價值觀的培育,例如:法國政府注重加深學生對國家的認識及鞏固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把青少年培養成具責任感、熟知國情及愛護國家的公民。」(頁31) 然而,即使指一般意義的主權國家,《諮詢稿》也沒有借此多作解釋,也沒交代可以或適宜施教的內容,作為一份課程指引,這當然有所不足。

個人應對國家有歸屬感

指涉作為一般概念的「國家」的用例,在《諮詢稿》中只曾在兩個地方出現:「個人與國家發展並非兩個獨立概念,人民是國家的重要資產,個人良好品德有助推動國家進步發展,而個人亦會因國家進步發展而受惠。」(頁12)和「認同身為中國人應對自己國家有歸屬感。」(頁99)以上用例說出了國家和人民的關係,包括:(1)人民是國家的重要資產,(2)個人的品德可推動國家發展,(3)個人受惠於國家發展,和(4)個人應對國家有歸屬感。

以上的第(4)點出現「應」一詞,按呂叔湘編的《現代漢語八百詞》(1999),「應」一般上有兩個解釋,一為「情理上必須如此」,一為「估計情況必然如此」。《諮詢稿》於此沒有提供任何足夠的論證、說明或語境等資料,讀者難以估計其意思。如果作前者解,《諮詢稿》宜有所論證;作後者解的話,也宜提論據。若對《諮詢稿》作同情的理解,則似解釋為「情理上必須如此」較為合宜,因為,若估計個人「必然」對國家有歸屬感,則國民教育課程根本不必以此為一項須培育的態度。《諮詢稿》指出這個個人與國家的「應然」關係,雖然只得碩果僅存的一句,但認真的讀者還是應予重視的,當然,「個人情理上必須對國家有歸屬感」這樣的說法,《諮詢稿》雖有責任論證,卻是沒有履行的。

個人和國家的關係如商品交易

至於第(1)至(3)點,說明了個人和國家之間的關係,是功利的和交換的(Utilitarian and exchangeable):個人促進國家發展,國家發展也可惠及個人,而因為資產可以計價,可供買賣,資產的概念更突出了當中的如商品交易的性質。以資產的概念用於德育之上,亦見於教育局發表的一個以家長為對象的德育學習資源網站,該網名稱即為《誠信:個人的重要資產》,教育局的總課程發展主任張永雄在網站中曾發表一篇文章,呼籲家長配合學校培養青年人學會誠信,第一句即為「『誠信』是個人的重要無形資產」,有理由相信,「資產」之喻,不是教育局課程發展人員的一時聯想,而是能代表他們一貫的看法。張氏在另一篇發表於2005年的文章也提到,中國在多方面的發展和成就,可讓學生感到驕傲,有利於培養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其中即可看到功利主義的思想,而這種功利的、交換的思想,也得到響應。2011年6月27日《蘋果日報》報道,身為家長的新婦女協進會執委陳效能坦言,有家長支持國民教育,是可以讓孩子免費到大陸遊學,又有機會學習內地國情,為將來鋪路。

《諮詢稿》說,整個課程的目的是培養學生的價值觀和態度,則把上述的功利主義思想放諸個人和國家關係的脈絡上,則是要培養一個功利的、商品的、可作交易的關係,這可稱為「商品化功利主義」(Commoditized Utilitarianism)。於廿一世紀的香港教育中出現,雖然不足為奇,但坦然於正式的課程文件中,在情意價值教育中列出,則難免使人懷疑:一向被視為非為私利的愛國人物如林覺民或孫中山,勢將不容於《諮詢稿》這種功利主義教育之中;自《孟子》以來強調的「捨生取義」的價值觀,也不再適宜以之培育學生。《諮詢稿》若想培育這種商品化的國民身份認同,則應開誠布公,讓公眾討論,以取得認受,而不應像現在那樣,輕輕帶過,給人閃爍其詞、暗渡陳倉之感。若《諮詢稿》並無培育這種偏狹的身份認同之意,則是應予澄清,而誤導言詞,也務須更正。

結語

關於國家的理解,如果用集(Set)來表示,可如下圖:

可以說,《諮詢稿》中提及的「國家」,嚴重傾斜於現主權國即一個「實然的國家」[即圖中的(2)],用例佔全部的98%。作為一般概念的理解,即「應然的國家」[即圖中的(1)],卻只曾在兩處出現,而且都有所不足或偏狹。

只談現實,避談應然,是《諮詢稿》的國民教育課程內容上的一大問題。國民身份認同的教學,如果只涉及一個「現實」中存在的政權,則無疑是偏狹的。更甚者,讓學生認識和思考一個國家「應有」的定義、內涵以及相關價值觀的內容,竟遭忽略,則這樣的課程,是有嚴重缺失的。問題在於,若以現政權為「國家」的全部,並培養學生的情意和認同,過程中卻缺乏對「應然的國家」的足夠認知和理解,可謂難逃政治灌輸或「洗腦」的批評,其實,早有不同研究指出[例如Fridell (1970),Lin (2003),Rodden (2009),Lee (2010)和Hwang & Schneider (2011)],在二戰前的日本、殖民地時期的台灣、二戰後的東德和北韓,以及慶祝建國六十年的中國,竟是如出一轍地,通過學校教育中肯定和美化現政權的內容,來進行政治灌輸。明乎此,《諮詢稿》如果想否認政治灌輸的指責,則必須大幅補充「應然的國家」的內容。

參考資料
課程發展議會(編)(2011)。《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諮詢稿》,香港。
呂叔湘(編)(1999)。《現代漢語八百詞》,北京:商務,1979初版。
《蘋果日報》(2011.06.27)。《教育界大會狂轟 國民教育毒害學生》。
錢穆(1940)。《國史大綱》,北京:商務,1940年6月第1版,1996年6月第3版/重印修訂本。
曾蔭權(2011)。《民心我心 同舟共濟 繁榮共享──2010-11施政報告》,香港。
張永雄(2005)。《學校推行國民教育之香港經驗:機遇與挑戰》,國民教育國際交流研討會宣讀論文,2005年6月7-8日。
張永雄(2011):《教導子女學會誠信》,2011年1月24日發表,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71&langno=2&UID=104362 ,2011年7月26日下載。
Fridell, W.M. (1970). Government ethics textbooks in late Meiji Japa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pre-1986), 29:4, Aug, 1970, pp. 823-833.
Hwang, Y.J & Schneider, F. (2011). Performance, meaning, and ideology in the making of legitimacy: The celebr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 sixty-year anniversary, China Review, 11:1, Spring 2011, pp. 27-55.
Lee, D. (2010). Portrayals of non-North Koreans in North Korean textbooks an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Asian Studies Review, 34:3, September 2010, pp. 349-369.
Lin, C. (2003). Political indoctrination in the curriculum during four periods of elementary school education in Taiwan, The Social Studies, May/June, 2003, pp.134-138.
Rodden, J. (2009). “Ideology as core curriculum? Textbooks and German re-education in May 1945”, The Midwest Quarterly, 50(3), 2009, pp.267-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