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偶然走進社運的社工學生黃珮綺
黃珮綺在2014年3月18日之前，都沒有參與過社運，是個社運素人。他在反服貿運動之中待了幾天，意外地走進了立法院內，也意外地走進了決策核心的聯席會議。她亦曾接受過媒體的訪問，她形容她自己當時承受著的，是對自己無知的失望、對社運討論門檻的無力感、對大局勢的憤怒，以及對主流社會的失望。她形容：
「她從和平東路118巷走回台大，這是一條充斥着各種餐廳的美食街，擠滿了出來吃飯的學生。「今天要吃什麼？要買飲料嗎？」從她耳際不斷飄過的學生對話，無一對時事的關懷。「請大家多關注服貿議題」，黃珮綺聲嘶力竭、瘋狂地站在路中間，對着陌生路人吼叫著；最後，她完全忘了喊了什麼，只記得自己跪在地上淚流不止，直到一位中年阿伯靠過來，拍了拍她的肩膀，說了聲「加油」。」
在運動期間，她守過了六號門，也明白在運動裡默默守著要道，卻對運動方向及決策無從入手、失措的狀態。她盡她的能力，與眾人討論罷工罷市，也發揮了她獨有的位置，籌辦了「反服貿社工學生聯盟」，後來改為「翻轉社工學生聯盟」，以社工的身位作長期的抗爭。這些經歷，香港人都不陌生。
在324行政院事件之後，她以素人的身份，當作一個議場外論壇的主持，該論壇的題目的運動方向及行動的可能。運動到那個時候，已經到了議場內外溝通失靈、運動停滯不前的時候。
那兩個小時的論壇，卻成為了她人生之中過得最漫長的兩小時。眾人的分岐、對大會的質疑、對運動的困惑，在那兩小時間爆發。她印象特別深刻，有人那時安慰她說，「我明白妳不是決策核心，妳只是執行的棋子；但是…」論壇完結後，難受的感覺沒有停止。她回到「二樓小房間的例會」，又遭其他人質疑，為何要開放討論空間予議場外的參與者，甚至挑戰是否要排拒議場內的參與者。
她帶著這樣的經歷，來到了政治創傷的工作坊。她現在思考更多的，是個人與組織的關係，與組織之內的溝通及決策。作為社工碩士，她亦不緬整理她對社工制度的研究與批判，甚至多次與香港社工作交流溝通。不過她卻沒有忘記在運動參與期間的各種感受。
我們都帶著經歷去尋找答案。
（七）彭榮邦老師和被打社運女生黃燕茹
昨天介紹了黃珮綺，今天是彭榮邦。彭老師是杜肯大學 (Duquesne University) 臨床心理學博士，專長是現象學心理學，文化與本土心理學。一聽就知道「唔係小嘢」。他現在是慈濟大學人類發展與心理學系助理教授。
彭老師在第一天的圓桌講座提出了重要的歷史背景議題。他問：「為何來到現在，台灣只是第一次提出這個政治暴力創傷的問題？政權已經交替了多次，還是沒有人探討過這樣的問題，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他還說：台灣38年來政府都生活在「被害妄傷狀態」，一個被迫害的政權對人民造成什麼壓力？他是唯一一個提出這樣一個比較宏觀的歷史觀點，所以我特別注意到他。
後來分組，他也在我所屬的工作坊做翻譯，他負責把台灣運動參與者的分享譯給會說英語的法國的精神分析研究員，過程中，就發生了一個小插曲。
當時有一位太陽花運動女組織者分享她被打的經驗，後來才知道她是黑色島國青年陣線成員黃燕茹。她說到警察在收取他們的指模時是怎樣粗暴的把他們的手拍上枱。她看見戰友被打，然後自己也被警察打了。她一直都被這些影像中的憤怒包圍着，身心靈的傷害卻是「不能講的」。
當時她提到她被打的經歷，作為一個翻譯員，彭榮邦突然哽咽，休息了一會才能重新開始工作。後來我問他當時的感想，我問他當時是否想起參與太陽花運動的經歷，他說自己沒有直接參與，但作為一個旁觀者，一個關心事件的人，他也被這個女生的經歷觸動了，一是也不能自已的感觸起來。
彭老師說：「一個翻譯員要張開自己的心，才能聽坐對方的說話。」他的心打開了，讓他聽到對方的痛楚，因而突然之間，不能再說下去。
黃燕茹的傳媒訪問之中，形容自己是默默耕耘、默默為運動承擔污名與罪責的人：「對於還在做社會運動的人來說，不能講的傷害才是最可怕的。」
「糾察做很多事會被人罵，第一線總不風光，但這種工作總有人做。不管什麼運動，我永遠不是在指揮車上喊，我永遠是在下面讓這條遊行隊伍可以順利前進的人。」「我只能說，沒有人想故意放棄群眾，但是那些秘密說出來，會有更多人受到傷害。」
我們能聽到的是被打的經驗，一條女在公共生活背後說不出來的痛苦，還有很多很多！四月二十二晚「辛苦女協作劇場」再談！
更多：黃燕茹，用社運傷口化妝
（八）政治暴力創傷的概念再探
乜野係政治暴力？誰是受害者？誰是加害者？我們都是共犯嗎？政治暴力又會否speak to香港、傘兵？
提到後雨傘抑鬱，你會想起什麼？以下的情緒及感受，你又經歷了多少個──？
付出不夠的內疚？參與者無功而回的失落？決策失當的愧疚？無法承認失當的失語感？對同路人有分歧的困擾？對當權者的憤怒？無法改變現狀的無力感？被不友善的攻撃及質疑？作為領袖無法帶領群眾的自責感？不知道下一步的迷惘及無助？對同路人的憤怒？還是有其他？
今次兩條女去台灣的政治暴力創傷的工作坊，最驚喜就是見到政治暴力創傷這個概念如何表達到問題的核心。
首先，談到政治暴力運動創傷，就是要重新正視之前一直被壓抑的感受。聽台灣教授的分享，有一些的感受可以被壓抑了近70年。政治暴力就是這樣的互動、混離的關係。他是大架構、大時代下的產物，也是你無法逐一細數的每一個面向，也會覺得有些壓力可能是很雞毛蒜皮、芝麻綠豆，但你就是受他影響。事實是甚至可能你沒有事，但你目睹身邊的人自我審查、你知道時代動盪人人但求自保的狀態…你可能會提醒身邊人，唔好去得咁盡...又或者怪責自己，為什麼不可以再付出多一點…如果你被人折磨、毆打、傷害，你還可以面對；但政治暴力之「輕」、不安、難受，又從何說起？
政治暴力，亦是針對背後的制度及結構的。國家暴力只是面對機器的，但政治暴力不只是運動及政權所帶來的生理及心理的打壓，亦有可能是組織者跟組織者之間、參與者跟參與者之間。自己人收自己人皮，自己亦會懲罰自己。台灣人的厲害之處，在於他們見到結構跟個人的互動，真係integrate得超好！彭榮邦教授就講過，你試想想，台灣38年來的「被害妄想的狀態」，政權都是打壓小市民的，政府都是由他者組成的政權。那個時代，國民想像著共產黨、國民黨秘密警察，現在，政府依然打壓著他們新一代。這樣的時代背景又點會唔影響青年一代啊？
政治暴力是個disempowerment的過程，令人退縮、恐懼、抑壓情緒，更嚴重的是有贖罪的感覺。被打壓的還可能由憤怒轉化成動力，但自我質疑的、不安恐懼的就會不敢再走出來。不論是少女的心，還是台灣人的經歷，就見到女性參政的能力被大大影響。
從政治而來的暴力，就是把所有關係政治化，從人際、個人關係、親密關係、跟團體的關係、跟政府的關係，都要政治化。以前我們都逃避，要以大局為重，食得咸魚抵得渴，所有感受都要吞進去；但現在政治暴力就係擺係你面前，不但不能再隱藏，而且一直是個困擾。
工作場帶這個討論到學術場地及公共空間。在台灣，更多人受到白色恐怖時期及學運的衝撃，很多人都有直接參與的經驗，很多人都有他們的反思。他們的自述，都是背後反映社會及時代經驗。有些談當兵的經驗，有些談白色恐怖時期父母的那一代如何面對創傷，有些分享在太陽花學運之中的挫敗經驗…他們以精神分析的方法去談創傷後的狀態。
但精神分析有它的限制，這是我們兩條女一直寫故事的原因。精神分析可以剖析受創者的心理受創狀態，但它不能單獨的去處理政治暴力的其他社會、個人與親密關係、性別等面向──這就是說，我們不要把政治問題心理化，而是把心理問題政治化。
法國專門從事政治難民心理治療工作的普利摩・列維中心（Centre Primo Levi）面對精神分析的限制，就是由中心的工作人員在心理療癒之上，多作政策倡議及見證。被政治迫害的難民很多時候被入境人員否定他們發生創傷的事實，後來導致一連串的心理抑壓及無法言說的主體性傷害。中心人員的見證，就是直視心理狀態的政治行動。
在工作坊的參與者之中，同時亦有台灣的兩條女是做舞蹈及藝術治療的工作。我們跟他們談到4月22日舉辦的「辛苦女協作劇場」，大家都認同可以試試從劇場及藝術當中處理這個難以訴說的創傷？作為經歷了雨傘運動的兩條女，我們又可否思考更多的可能性呢？
（九）研究工作坊作為知識生產的再思
很少有一個活動會叫做政治暴力創傷治療「研討會工作坊」，即是說既是一個研討會也是一個工作坊，這個名稱已經可以反映出彭老師其實並不是想搞一個傳統的研討會，她顯然是希望同時能有一些小組活動，大家可以有多一點交流。可惜大部份我們去過的 conference /symposium 都是非常相似，很少能跳出某種學術交流形式。我們之所以要搞一個「辛苦女協作劇場」，就是要挑戰這一種模式的局限。
學術圈的慣例是這樣：我們都是以專家/學者為中心，他們總是高高在上，參加會議的人就是來向他們學習的，而那些受過政治暴力創傷影響的受訪者就會成為專家們談論和研究的對象。這些被研究的個體最終就只是變成數字/一個代號/一個化名，任由大家在他們背後出種種分析，他們甚少有機會可以發言或者對專家們的分析作出任何回應或質疑。學術的遊戲就是這樣重重複複的玩下去。
為什麼一個研討會總是一定要以專家為中心呢？西方的專家為何總是得到特別的地位呢？如果我們想向他們學習，他們大可以是被邀請的嘉賓的其中一，為什麼我們的知識生產模式總是不能更徹底的「本土」呢？為什麼我們總是不知不覺地又回歸到傳統的會議模式呢？
兩位法國大師處理政治犯和難民的政治暴力創傷個案，其實也很有用，不過，她們不太清楚太陽花運動是什麼，甚至從來沒有來過台灣或亞洲，但是大家都把很多注意力放在她們的演講，就在不知不覺中放棄了難得的交流。
工作坊不是 workshop, 變成了 tutorial, 真令人有點失望，大家一埋位就趕快舉手叫老師解釋這個那個概念，結果是，帶着種種創傷希望得到醫治或一點啟發的朋友在自我介紹完之後，已經沒有機會在說什麼。我們從每一位的自我介紹之中已經聽到很多令人非常之不安的訊息，在這樣動盪的政治環境之下，大家曾經承受過各式各樣的暴力和創傷，卻不知可以怎樣開創一個空間來言說。希望黃珮綺黃燕茹和太陽花運動中人的故事終於能夠 find a voice! 這些故事才是最珍貴的知識來源！
繼續排練，4 月 22 見。謝謝這一群學者，婦女團體，願意一起挑戰學術固有的框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