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民主的香港新一代，有部份喜歡到處衝擊示威，粗言穢語，每逢他們的出現，總挾着「大是大非」的招牌，反對他們的，全然是給人洗腦，政治冷感的無知婦孺。他們所鄙夷之最深的，就是每次選舉被一車車旅遊巴送去投票站，靠「蛇齋餅糉」就可以被民建聯收買的公公婆婆。他們的政見，無疑是與新一代南轅北轍，但電視新聞上的這些公公婆婆，總有兒孫，為何他們的兒孫跟他們在政治問題上出現如斯大的落差呢？又有沒有新一代嘗試設身處地了解過我們祖父輩皺紋背後的故事呢？
這群七八十歲的公公婆婆，是出生在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我們從歷史書上知道，那知年代是中國歷史上最風雲色變的年代：軍閥割據、國共雙爭、日寇來犯、神州變色，中國大地烽煙四起，兵凶戰危，香港也經歷了三年零八個月的困難時期。他們幼年時的記憶就是逃難，流離失所。五六十年代的移民潮的年代，初抵香港的他們，在山上搭起木屋石房，幾戶人家共住在一間小斗室，對突如其來的火災、颱風、山泥傾瀉的威脅，毫無選擇的餘地。沒錢乘搭巴士，也只能徒步走路跨幾個區上班，到了口渴時到廟間借水喝，也不知道是洗碗水還是坑渠水，「沒辦法呀」他們總說。
這些難民，沒有接受教育的機會，要賺錢養活不惜冒勞工處「走鬼」隸捕的危險，報大年齡得而到工廠上班，目不識丁卻也只能從事低技術的體力勞動工作。直至六十年代公屋大規模的興建，很多人終於能夠一家一伙住在二百多呎的小室內，雖沒有電梯、廁所、窗戶，對他們來說，已經是中馬票那樣的幸運。他們對於那個年代的艱苦生活最多的回應便是「沒辦法呀」。
他們是呂大樂《四代香港人》中原本想致敬的第一代香港人，那個受時代所糟蹋的上一代。不過多年之後，他們的生活又是如何？兒孫搬走，老伴過身後的一個個獨居老人，只靠着那一千多元的生果金獨過餘生。他們的孫子可能是受大學教育長大，接觸了很多時事新聞資訊，對民建聯恨之入骨，甚至加入社運熱衷示威衝擊。然而他的祖父母的獨居生活，在一些選舉政治文化下出現了一些改變。社區康樂中心舉辦了粵曲班、識字班、旅行團，一群老朋友開始聚在一起吃喝玩樂聯誼一番，然後在晚宴上幾個區議員亮一亮相，跟獨居長者派了一些應急的生活必需品，甚至取代了兒孫的角色，走進家裏搭梯幫手換慳電膽。一個長者間的社區網絡即此形成，而每逢選舉年則化身成選舉機器倒票民建聯。
然而這群公公婆婆就應是我們所鄙視的一群嗎？他們出身在如此刻苦的成長背景，教育水平不高，所追求的也只可能是切身的生活環境問題，然而他們在奉獻給上世紀香港社會的繁華後，如今卻被遺留在歷史的一角獨處，他們的下一代物質生活豐富了，閱歷廣了，要求的價值層次也不同了。他們追求民主，追求社會公義，卻沒有留意社會的另一邊，他們祖父輩的物質及至心靈需求。這點卻遭對手捉到了，雖然說他們憑着左派文藝宣傳工作的傳統、組織資金的源源不絕、政府支援的私相授受，但更重要的是，他們比我們更看待我們的祖父母。
貝加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