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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新一代、本土派——且與練乙錚相榷

蔣經國、新一代、本土派——且與練乙錚相榷

筆者是練乙錚先生多年的忠實讀者,也曾於其鴻文當中獲益良多。不過練老在六月二日於《信報》刊出的〈六四:我的大中華獨白〉鴻文一篇,內容數點於筆者而言有商榷之處,特此寫下拙文,只求拋磚引玉,還望指教。

首先是文章一些史例的問題。練老舉蔣經國為例,指小蔣在面對共產黨壓力,「為了反共保台寧可放棄大中華,便是自己的中國黨失去政權、台灣最後由本土/獨派領導,也在所不惜」,又指蔣經國用「各種方法以其雄厚政治資本襄助『黨外』(本土/台獨)力量成長」。筆者淺薄,只知道蔣經國解除報禁、黨禁,又力排眾議容許民進黨成立,但未聽過他出力「襄助」黨外勢力,還望練老釐清。文中指小蔣為拒共而捧獨,更加是聞所未聞的怪論。

小蔣任內的確積極提拔本省人,但其目的只為以台制台,以國民黨的本土勢力應對潛在的本土挑戰,令國民黨能抵擋日後的民主浪潮,但只其捨中華而取台獨,肯定不符史實。要知道一九八七年小蔣在病榻前對心腹李煥交代的其中一事,便是兩岸統一。(詳見《蔣經國的一生和他的思想演變》)蔣經國一生不能忘懷的,始終是兩岸分治的格局。除了多次提出要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外,台灣的民主化,正是要以民主旗幟作為條件與力量促進一統。

二是練老認為本土或獨派代表住年輕一代,而老舊大中華泛民一代除了不應苛責晚輩,甚至在上一輩路線走到盡頭時,反而應該「join 'em」。縱使練老明言無意把中華代表上一代,本土代表新一代,但綜觀全文的言辭之間,的確簡單將今天的政治氣候判斷定中華老一代及本土新一代。這類過於簡化的分類,容易導入錯誤的結論。筆者屬於成長於九七後的新一代,卻對所謂本土派有意無意包辦成新一代的代表不以為然,也認為中港命運唇齒相依,無論香港要實行民主自治還是自決獨立,皆不能無視中國因素,更不可能對中國的民主及人權狀況冷眼旁觀,這種觀念上之不同,不可能簡單地以年齡劃分。

筆者亦認為,持相同意見的年輕人絕不止筆者一人。而日前港大民調也證實,近七成青年認為香港有責任推動中國民主發展。一些年輕一代的本土派因其主張言行,成為了主流傳媒爭相報導的對象,但其主張卻不代表所有年輕人。反而今日那批(用那批,因為本土派不是某門某派可以包攬的)本土派的思想領袖,雙黃一陳,不是人到中年便是垂暮之年。把本土或中華按世代劃分,如此草率判斷,不是練老常見的認真實驗方法。

三是練老叫泛民對本土派的年輕一代「不能心生怨懟,更不能因而疏遠之,視之為陌路人甚或敵對份子」,更應該「join 'em」。練老難道便不清楚誰對誰心生怨懟,誰視誰為仇敵嗎?從「美帝買辦」到「喪屍論」,「五雷劈邪壇」到「賣香港」,從拆大台到「鴇母龜公」,以雙黃一陳為首,從老到少,那批本土派對泛民及社運人士的攻訐未有一天停過。

甩石頭、摻沙子、挖牆角,該批人士對泛民及左翼社運的手段,完全是毛澤東式,非要把你鬥垮鬥臭的敵我矛盾。一些泛民或社運人士仍然天真地以為可以與那些本土派領袖說理、合作,簡直是把自己熱臉貼到人家的冷屁股上。相反,泛民或社運人士(如保衛天星、皇后的「前『本土』」本土運動)除了在看待中國立場有所不同外,一直立足本土,今天反而被指責為賣港或者大中華,是甚麼道理?

筆者以為,即使中國國族身份有多強烈,若然是一名真正的自由派,便不可能不尊重任何地區人民的自決權利。然而今天那一派本土派在高舉本土及獨立旗號時,同時充滿排外、種族主義的仇恨言論,例如蝗蟲論,向疑似水貨客動粗,歧視大陸新移民種種,都是在挑戰文明底線,放諸任何人文社會皆不容。泛民或社運人士不但不應加入,更不應姑息,並需要義正嚴辭的加以譴責。

無論是大中華,泛民,還是左翼,在本土立場,以香港人利益為依歸的立場事實上沒有爭議,在獨立問題亦可以求同存異,但在排外、種族主義言論,以及對其他組織的攻訐行為上,則沒有半點調和空間。練老滿腹經綸筆者深之佩服,但在凶險的權謀遊戲中,還是顯得有點天真。多年前其主張的溫和及激進互補的「泛民兩翼」,到今天已成了折翼難飛圍鏖之鳥。

當陣營中總有人立場多變,從擁護中華到投身本土,從支持抗命到反對佔中,目的總是要製造不同路線,然後把路線不同當成了敵我矛盾的殊死鬥爭。要從中化敵為友,團結各方,無疑是緣木求魚。

貝加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