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思考，本質上非常依賴他者的電影與作者本身的關係，也就是說，究竟一齣戲要有多大的限制與計算，才會將一門創意完完全全變成工業？於創作層面上，又有甚麼樣的計算是值得嘉許的(如有的話)？
以菜園村為創作主軸的短片《1+1》，公映至今，八度加場，不單只在本地好評如潮，在海外也引起廣泛討論，更屢奪獎譽。有關電影的評論與分析眾多，可閱讀兩篇甚有水準的文章：影評人家明的「《1+1》與反高鐵唱和」與及文化評論人陳景輝的「《1+1》的幻想，或童話的意義」。我沒有能力為電影內容本身作出更細膩的評論，倒想筆錄整個個人觀影經歷作分享，亦為此次電影界的奇緣稍作紀錄。
導演賴恩慈與編劇楊秉基均來自獨立劇團，得到香港藝術發展局2010年的「鮮浪潮短片競賽」資助而完成此片，最後奪得大獎。更出人意表的是如此本土小眾的材料，居然能打動海外的觀眾與專業評審。如果你是電影圈的一份子，如果你認為自己已好好地掌握到電影市場的行情，那一定會大跌眼鏡。
《1+1》幾乎台前幕後班底都不是專業電影從業員，賴與楊的電影直覺並不算特別敏感，敘事方法平平，結尾留給觀眾的意念亦略為淺陋。小女孩演得生動，但楊秀卓老師的演技生硬，一看就知是業餘程度。值得一讚的是片中出現的「道具」，意識立體，像「一毫子」、「烏龜」、「富貴竹」，在家裡缺席的中年人和攝影師角色的出現，能有多從讀法，十分過癮，有如此出色的設計可能與二人在劇場的訓練有關。楊秉基說短片時間不夠說故事，我倒認為片子的長度剛好，明快直接，免得會有多瘕疵，或多餘。
那麼好評實際上從何以來？為甚麼我們這班如學者許寶強口中「睇慣荷里活出品，唔知識唔識欣賞獨立電影」的觀眾會力薦？這就大概要從甚麼是鮮浪潮電影說起。自2005年起，香港藝術發展局每年都會以短片比賽型式，讓年青電影創作人公開參與，入圍者除了有四萬元資助外，較優秀作品更可以有公開放映的機會。很多人認為，哇，平白無事就有四萬元，太著數吧！其實四萬元對電影製作來說的確是個尷尬的數字，假如你對作品稍為有要求，或基於片種的問題而需要有大量場景與人手，資助一下便花光，導演只能夠自掏腰包，或找義工幫忙。我也不下一次為鮮浪潮的入圍電影免費製作後期音樂，推動後浪，很多人也不會計較。
很大程度上，這個自掏腰包或義務製作的舉動，就是基於我們常說的「誠意」。而《1+1》所花的時間、資源、誠意，竟是用來探討一個如此公共的議題。聽說導演都害怕與觀眾一起看自己的作品，這並不難理解，把自己最私密的想像大膽地呈現了，竟還要與一班陌生人擠在一起，面對他們無情的審判？可是賴與楊卻做到了，甚至是反覆的做，還鼓勵大家留低討論。為甚麼這些新進電影人會有如此胆色？因為打從一開始，《1+1》就不是因為私慾而生。他們清楚看見片中的砂石，不介意，只要保育的訊息刺激到大家才最重要。
於某次研討會中，一位電影教授問到：「我對學生說，拍電影，要麼10分鍾，要麼90分鐘，其他長度都不可能成功，請問30分鐘的《1+1》有甚麼成功的秘訣？」這說話在我心中產生許多疑問，包括究竟這樣的一個教授曾經扼殺了多少人的創意？他的推論是基於他的失敗還是成功？戴著腳鐐跳舞久了的人是否只有戴著腳鐐才能跳舞？然後我就想起反高鐵、保菜園的運動是那麼的以寡敵眾，為保育而要截停資本的發展是那麼的不可能。這樣我就發現，不單只電影裡頭的意念，就連電影本身都是個挑戰統識的武器。
在這個意義底下，我們創作一些「不可能」的東西就變得相當重要了。甚麼叫做不可能？從前的公式總是對的？藝術的可能性不是需要經常被拉闊嗎？藝術本身不是要犯險嗎？在建制之中，所有不被理解的事物都是不可能的，而要通過不斷嘗試實現不可能的事物，才會有新思維、新的轉機。我感謝《1+1》教育了這位教授，重新栽種了「嘗試」的意念，尤如戲中種植的富貴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