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舊城關注組在2010年3月成立，旨在推動更多廣州青年人，關注和記錄舊城的社區文化和舊城建築，探索城市建設的未來。曾發起保衛廣州恩寧路行動。香港的保育運動，一直是廣州保育團體的參考對象。圖片為關注組的微博照片，背景是恩寧路。
剛過去的六四，再掀起熾熱的交鋒。爭議相當雜亂， 卻流於抽象原則性或情緒性的對立，幾近變得無聊：去銅鑼灣維園，還是去尖沙咀？是「建設民主中國」，還是本土反共到底？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
這些對立除了滿足網上某些圈子裡的派性鬥爭外，對理解現實有何幫助？高舉本土、支持中港區隔論的人士，指控支聯會空喊「結束一黨專政」，每天悼念行禮如儀，卻只幻想中共自己改革，或等待它倒台。如果支聯會以至民主黨的政治姿態可以這樣描述的話，我們其實也可以如此描述大喊「本土反共」的人士；如果支聯會民主黨是行禮如儀，我也沒有看到反對他們的人幹過（或打算幹）甚麼革命；如果民主黨是「幻想中共改革」，他們也只在「幻想反共」。
若真要從中找出一些值得討論與思考的觀點，不妨延伸討論一下。誰也無法把中共政權一下子像骨牌般拉倒，在這情況下，我們該幹甚麼？除了「本土反共」或穩守「支援」二十五年之外，我們其實做著很多事，包括一些人跑過深圳河，努力參與改變中國大陸，這是對是錯，可以研究爭辯，卻不能一句「大中華膠」可以掩蓋。畢竟，族群認同在這些實踐裡並不是關鍵之所在。
以香港為基地的民間團體及非政府組織，一直相當積極以各種渠道進入中國大陸進行持續、合法（或半合法）的活動。這些團體中人在香港屬泛民陣營的中間偏左，特別是關注農村發展、環保及勞工團體等等。佔中三子之中的陳健民，便長年參與國內公民社會建設。
起伏不定的內地公民社會
國內被稱為「社團革命」的趨勢，在1989年之前有一股高潮，89年之後一段短時期沉寂下來，但1995年聯合國世界婦女大會之後，又再冒起。北京當局處處提防民間結社，但也開始名義上接受「NGO」等概念，婦女團體以至其他組織乘著這風潮而起。當然這不是一帆風順；2000年至胡溫新政之時，維權運動興起，所以才有2003年孫志剛事件，以及後來取消收容所政策的發生；但2004年開始，中共大概因為恐懼「顏色革命」，開始對維權運動及人士打壓，不少公民團體要避開「維權」之名；胡溫當政晚期，維穩體制瘋狂擴張，以至習近平上台抓緊意識形態，除了為人所知的打壓異見人士外，也收窄公民團體空間，甚至取締不少團體，例如北京的許志永及他創立的公盟。
中國大陸的社會狀況，並不是香港某些人說得那麼鐵板一塊。幾乎在同一時間，一種法團主義式（corporatist）的社團登記制度在全國展開，把團體綁在行政局及掛靠單位之上。一些敏感議題（例如勞工）當然是禁區，「公民社會」是敏感詞，但「公益」卻可接受甚至鼓吹，在相對不那麼敏感的領域（如環保），仍有不少團體繼續嘗試生根。同時，亦有大量團體以商業登記（甚至有人跑來香港註冊），或完全不登記的方式走出來，以所謂「草根團體」現身。
有中國特色的公民社會改革運動
這是個起起伏伏、雜亂矛盾的過程，雖然受到黨國體制重重限制，但亦可說是一場有中國特色的公民社會改革運動。因為香港的地利，有許多本地或國際民間組織參與其中。根據我的觀察，它有幾個特色：
1. 低調。它當然不能公開「反共」，在論述及行動上要低調，經常要適應黨國的意識形態敏感區，保持非政治化，這亦是近年「公益」二字漸漸取代「公民社會」或「非政府組織」的原因。甚至有時需要與地方或中央政府合作。因此，公民論述先天不足。
2. 以服務之名來生存。中共自90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政策，鼓勵城市化，造成城鎮社會服務短缺，所以，「服務」是一個政府相對接受及鼓勵的領域。例如，不少香港勞工團體在珠三角也有勞工教育、法律諮詢及其他支援服務，不過，這也不是絕對安全，因為，「服務」與「組織」有時只是一線之差，例如，兩年前開始，不少香港支持的珠三角勞工服務團體被迫結業。
3. 囿限在自己關注的領域內，減少公開及正式的串連。這是生存策略。因此，在中國難以有整合的公民社會，相反，是極度片段及破碎的。亦因為這樣，個人網絡關係及非正式的網絡支援十分重要。
4. 小心處理境外關係。除非有樂施會、綠色和平等相對為中國政府接受的地位（它們也經常被指為境外團體而工作受到干擾），「境外聯繫」不能太強，避免被指為干涉內政，或受西方勢力擺佈。因此，部份香港團體以資助基金的形式運作，香港作為籌款基地，資助國內項目。雖然不少外國資助機構願意支持中國大陸項目，但卻要十分小心，避免那些政治敏感的資金來源。
5. 尋找制度空隙。中國是個很大的國家，官僚體制亦異常龐大。一方面，開展民間團體活動固然無法繞過它；另一方面，與不同層級、部門及地方的體制打交道，會有很不一樣的效果，不同的生存狀態。
香港的社運，廣東在看在做
從效果上，這場公民社會改革運動並沒有造成可見的政治改變，可是，能說它沒有用嗎？我以為，整體而言，它有明顯的社會效果－－抑制黨國推動的權貴資本主義，對抗發展至上、物質功利價值。身在香港的我們經常輕易地指大陸社會道德淪亡，卻沒有看到錢幣的另一面。而且，不少人不是嘴巴說說而矣，而是持續在基層社會組織起一股社會及道德力量。這「另一面」亦呼應了我們香港近年愛談的價值轉向。套用區家麟一句話，「國家或政府不是我們的，但生活是我們的」，而生活，包括社會生活，是要共同實踐出來的。
近年香港有一群人想用貌似邀進的措詞，包裝「河水不犯井水」論，製造中港分隔，可是，我看到的是更多民間的河水井水匯流，而且並不止於每年六四晚會的大陸來客。近年，遊走中港兩邊的民間團體及人士不少，也有愈來愈多來的交流合作，不限於來避難的異見者，由此可以看到，這場公民社會改革運動的跨境動態，香港的位置也不只是「支援」而矣。
舉幾個近年我自己遇到的驚喜：我碰過研究及關心香港利東街居民運動的學者，以及關注廣州恩寧路的年青人來香港交流；香港人在搞「文化保育」運動，但沒想過這個四字會在整個廣東地區成為眾多團體及人士的身份認同，大大小小團體以「保育」之名走出來；甚至近年香港興起的本土文化認同，也感染廣州撐粵語運動後的市民，他們的工作也持續在發酵；社區支援農業（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及永續農業的想法及實踐，也在中港兩地（以至台灣）默默孕育出互通的網絡。
一個問題
這些實踐不在本土政治爭論的視野中，只因我們很少進行公民及政治論述而矣，而部份從事相關團體組織的人士在大陸處境困難，也令他們難以高談闊論。可是，近年中港關係成為焦點，發展更進步的論述，已是刻不容緩，不能迴避了。大陸的公民社會改革與香港的關係如何，以及應該如何？在反對中港政府及資本融合之外，如何構建一個民間、社會生活的中港未來視野？正是我想提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