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到了樓市升勢周期的尾聲，總有輿論鼓勵基層市民置業，原因不外乎置業可以累積財富啦、置業可以幫助基層市民向上流動啦、自由買賣和租賃會更有彈性啦等等。
只要讀者走進屋邨的議員辦事處，和街坊們打牙骹聊聊天，就會知道有很多屋邨居民是真心相信這一套，公公婆婆甚至會替其剛滿18歲的孫兒遞交公屋申請表，為的就是走進這流轉的階梯。
不過，如果你有機會在屋邨辦事處再工作長久一些，總會遇到形形式式的、有著沉重過去的街坊來求助。現在的政論文章，喜好列舉「真實個案」，以證明市民真的很想買樓。本文無意反證市民想買樓的說法，只是希望提醒一些透過公屋置業（或者租者置其屋，又或者補貼置業計劃）以冀擺脫貧窮的住戶，你可能面對的後果是什麼。
公屋置業政策的終極目標，並非公屋居民以補貼價購買自己現時居住的單位，而是希望透過提升公屋補地價的比率，使政府得以擺脫提供公屋單位所帶來的福利開支。所以，即使公屋居民如團結香港基金所建議的，以10萬首期購買400萬市價的單位，是完全無助於加快公屋流轉的速度，因為實際上可供再編配的舊公屋單位反而減少了─除非公屋居民可以動用200萬補地價，讓現有的租置計劃（約12萬個單位）市場可以活絡起來。
在樓市氣氛活躍的環境下，整個市場經常充斥公屋破頂成交、甚至是公屋樓王等誇張的說法，公屋居民往往容易「雄心壯志」，急於置業以爭取換樓的機會。
C女士與其丈夫原居於屯門區某公屋，本身已有一筆積蓄，於1998年透過自置居所貸款計劃，購買同區內的私樓單位，當時樓價已經較97高位大約下跌4成，但其後樓價一直反覆向下，到2003年時，C女士及其丈夫終因資不抵債，物業被銀行沒收。
故事仍未完結。C女士與丈夫其後搬到二坡坊一帶的套房居住，後來C女士因工傷不能工作，收入只靠C女士的丈夫當看更來維持。禍不單行，C女士丈夫年紀漸大，到了65歲的退休年齡，公司不欲與他續約。
時為2010年，租金開始漸次攀升，業主加租，他們負擔不了套房租金。收入不保的前提下，C女士希望可以再次入住公屋，但因為已經「曾經使用過公屋福利」，房屋署拒絕接納其申請，無計可施下只好申請綜援，臨老「流轉」到社會政經階級的底層，置業流轉彷如泡影。
以為公屋居民可以用「超筍價」置業的讀者，閱讀C女士的故事時，是否以為這只是特殊案例？滿心以為可以一圓置業夢的街坊，有否足夠心理準備及風險評估，而隨時落入政府與地產商有意無意間共謀的一場大賭局？
其實所有補貼公屋居民置業的方案都會面對以下兩難：假如補貼金額較高，居民自然較易負擔首期，但補地價的難度大增，有關單位便被「鎖死」，就好像現時的居屋第二市場及租置計劃市場一樣，令可供編配的公屋單位數目反而減少；假如補貼金額太低，公屋居民連首期也付不起，談何置業？
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是，究竟公營房屋的本質是什麼？是以置業為本，還是以安居為本？兩者又分別會導出一個怎麼樣的社會？
以置業為本的社會，房屋主要的作用是累積財富，有資本者自會透過炒賣累積更多的資本，貧者越貧，富者越富，其中一個具體表現，就是公屋輪候冊數目不斷上升，輪候時間越來越長。
為什麼呢？因為依照團結香港基金建議，新建的公屋都變成可租可買，隨著現有公屋居民逐一置業，可供編配的公屋單位數目將不斷下降。根據審計署第62號報告書所引房屋署的預測，一般公屋申請人的平均輪候時間，會由2014-15年的平均3年，大幅提升至2020-21年的5年。要達至香港市民8成置業的目標，需要多少個公屋編配單位？剩餘2成不能置業的基層，豈不是永不能上樓嗎？
總體而言，由於近10年的公屋興建量不斷下降，可供編配的總公屋單位數目已經是自1980年以來的最低水平（見圖一）。雖然房屋署嘗試透過寬敞戶政策、富戶政策等回收公屋單位以供輪候冊編配，但其實供輪候冊的公屋編配亦已跌至歷史低位，要維持公屋編配與流轉，只好盡量優先把單位分配給輪候冊，造成近幾年公屋分配予輪候冊申請人的比例不斷上升（見圖二）。
如是者香港社會將會進一步撕裂為兩大階級：有樓一族（8成置業者）和冇樓一族（2成無法置業者），那2成無法置業的人，便要不斷爭奪那越見罕有的租住公屋分配；而不慎在房屋階梯流轉中栽倒的人們，如文中的C女士，甚至連公屋的門檻也進不了，永不超生。
圖一：輪候冊與總公屋單位可供編配數目比較（來源：綜合自房屋署）
圖二：公屋分配予輪候冊申請人比例變化（來源：綜合自房屋署）
表三：根據長遠房屋需求而推算的公屋輪候時間（一般申請者）（來源：審計署62號報告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