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爲響應《主場博客》「抗命時代」系列文章而擬）
因爲人大對普選的決定，很多人說香港是踏入了新時代，甚至是抗命時代。先不論這説法正確與否，抗命對錯，形式如何，衹假定這天起我們要靠自己的力量開拓一個新時代，如想要在這個新時代找到出路，我們必須清楚新與舊有何分別。
首先，香港今天所面對的問題是新的嗎？如果我們細心回顧過去三十到二十年的歷史，我們不難發現今天的問題衹不過是昨天的延續，問題的核心并沒有改變。如果我們看經濟，今天的經濟模式—接近原教旨主義的放任市場主義—早已經存在了好幾十年，每逢有提議設立社會保障制度，甚至衹要提議積極地減少不平等，總有些人會用一成不變的「市場經濟」、「社會沒有欠任何人」等藉口去阻礙這些政策的推行，而這些人從不問爲何社會要提供教育、醫療、治安、道路、法律、郵政、水利等等，好像自己的財富并不是從社會中獲得一樣。
如果要說98年亞洲金融風暴後所興起的自由行引起經濟動盪，那好明顯大多香港人依然是不明白經濟是怎樣運作。自由行是出入口的貿易問題，因爲聯繫匯率使得港元跟隨美元大幅貶值，導致香港的大宗出口—旅游服務—對内地居民變得非常吸引。又因爲利率同時降低，融資成本隨之大幅遞減，這就引來大量的熱錢流入（這些資金又大多來自英美），導致資產價格大幅上漲。又因爲聯繫匯率，所以貨幣和財政政策不得不保守，極端到亞洲金融風暴需要用錢刺激經濟的時候，卻本末倒置的爲了財政保守而實行違背經濟常理的緊縮政策，結果政府衹能提出增加自由行去擴大出口。今天的各種經濟問題衹不過是金融風暴「失落的十年」的延續，加上08年世界性「大衰退」，不平等在這二十年間因爲錯誤的政策而大幅提升，而問題核心就是三十年來的墨守成規。
在政治上，幾十年來我們不斷在叫喊「抗爭」、「民主」、「結束一黨專政」之類的標語，而我們的政治概念也一直是原地踏步。今天我們爭「民主」，集中點衹不過是選舉的形式是怎樣，以爲選舉民主就是民主，以爲這樣的民主就是一種普世價值，并且視它爲一種信仰去追隨，不再反思箇中原理。至於民主政治要如何解決實際問題，怎樣避免根深蒂固的殖民地式想法與它的限制—後殖民時代的陣痛，如何走出後殖民時代去形成新的社會—新社會契約，政治制度要如何配合社會需要而發展適當的政制，要如何説服公衆面對新時代—指出政權的合法性問題，對這些迫切并對社會發展有深遠影響的重要問題，很坦白說，我見不到有人明確的指出來，更遑論提出能有效回應的論述了。
換句話説，腫瘤其實一直都存在，以前衹不過是細小不顯眼所以大多人見不到而且。到現在則龐大不能忽視，病徵一次過全面爆發，突然看到如此巨大的問題就會讓人手足無措，病急亂投藥。面對嚴峻的挑戰，政治家所要做不是去想如何勝出選舉，如何擴大自己政黨是勢力，如何讓自己成爲行政區的首長，更不是將自己看成是宗教領袖；他應該讓自己成爲國家的醫生，針對現實中的問題–而不是幻想有民主這個社會就多美好—同時考慮到長遠的發展，爲政治、經濟、社會結構等對症下藥提出全面和整體的治理方案。也即是說，開創新時代必須建立新的政治模型和體系。
回歸前後，香港的政治經濟發展和内地已是密不可分，經濟的區域化和全球化不是一時三刻的事，這趨勢也不是人力可以逆轉：回歸衹不過是正式地讓英國退出香港，同時賦予中國在香港展現其主權的法律地位。假設這是一個正常國家，它的憲法會明確界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不同的權利與義務，如何合作處理問題，并會有獨立的最高法院去防止單方面的僭越和處理相關爭議。問題就在，「一國兩制」并不是一個正常國家該有的制度，因爲它明文限制雙方互相介入，因此遇到一些模糊不清，或者因爲新時代而發生的問題，在缺少獨立可靠的最高法院的情況下，雙方都衹能各持己見。
對香港人來説，這就很容易會產生一種錯覺，以爲「一國兩制」代表絕對自治，不用考慮中央政府的意見。而對中央政府來説，它有必要向全國展示它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權，因此它必須維護自己的憲法制度：香港的《基本法》既然是中國憲法的衍生品，主權又屬於中國，它自然能夠處理與憲法有關的事務。在一個正常的國家，除了最高法院可以處理憲政上的權能分配外，它還會展開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協商，又或者推動全面的修憲活動。在正常的國家，地方的政治問題必然會反映在國家層面上，因爲國家的領導層也是出自地方的。解決方法就是讓雙方有正確的機制去互相介入。
香港的問題就在於，現在的中國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它是一個處於極權統治下的國家。它的中央政權堅持由一黨的小撮人控制，不容許任何異樣的聲音，就算這些聲音對國家的長遠發展有莫大的好處，在「一黨專政」的前提下這就是造反。所以香港，如同中國的所有地方一樣，不可能跟中央用談判方式去解決問題，因爲你不能介入國家層面的政治。關鍵不在中國，而在中共政權。問題就正正在於「一國兩制」。
要治本的解決問題，就需要合理地破壞「一國兩制」。現時坊間有所謂的「本土派」，甚至「港獨」的聲音，他們認爲因爲衹要讓香港擁有一個國家（或類似國家）的權能—這也是破壞「一國兩制」的方法，就可以排除中國，然後中共，在香港的影響力。這種想法其實不過是掩耳盜鈴之計。首先，香港在經濟上與珠江三角洲有一體化的趨勢，多種物資需都來自内地，這種關係不是說斷就斷，而要中斷就必然會出現一定的動盪，爲什麽不會想避免這種風險又同時獲得利益？第二，你有何方法讓中國跟你斷絕關係？爲何它會無緣無故承認你獨立？第三，要用到「歧視」、「蝗蟲」這類的字眼，就會讓本來可以支持香港民主的大陸民衆產生對立與仇恨，香港一整個地方去抗衡中共的壓力還力不從心，這時候還要去增加更多敵人，這不就是自取失敗之道嗎？
所以，與其抗之，不如易之。與其徒勞無功的抗力，不如考慮清楚政治趨勢再去想辦法應對。政權清楚知道它正處於危機狀態，如果你這時候挑戰的不是它而是國，你其實就是在幫助它，讓它用維持國家統一的名義去繼續穩定局面。與其抗之，何不易之？不明白局勢就會落後於人，就不能成爲時代的先驅者。新時代自然是變革的時代，要創造時勢，自己也必須有變革的覺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