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反對「八八直選」的人就曾說過，普選會帶來福利主義，製造出 一個為了滿足市民需要而大派糖果，在財政上「不負責任」，沒有紀律的政府。20多年之後，反對2012或未來任何時候實施普選的人，依然在說同樣的話，依然用同樣的理由警惕大家普選的隱憂。為什麼同樣的討論可以搞了20多年卻依然沒有寸進？在這20多年裏面，這些重複嚼舌的人可曾提出過任何學理的邏輯與實徵的研究去證明他們的論點？我們還要浪費多少個20年？又還有多少個20年可以耗在這類只有感性偏向但沒有理性進展的空談上呢？
先讓我們撇除一切關於動機的猜測，假設提出這類說法的朋友沒有任何阻延普選的用心，只是真誠地相信這個假說。我們可以發現這套說法之所以能夠不斷重現，原因之一就是它從來都在變形，從來都沒有被清楚地確定下來。有時候它的表述形式是「普選會產生一個慷慨派糖的政府」，有時候它稍稍轉移，成了「普選會使香港 走向福利主義」，它還會變為「普選將不利於經濟的發展」，其最近的版本則是「普選必須兼顧資本主義的發展」。這幾句話的意思其實非常不同，本來不該簡化為同一道理的不同版本。但是由於把這4種表述常常掛在嘴邊的，往往是同一批人甚至同一個人，而且他們總是在4種表述之間來回跳躍，說着說着「普選會使香港走 向福利主義」，突然又講一句「普選不利於經濟發展」。因此在現實的語境裏面，我們不妨把這4種意義大不相同的表述看成是同一種憂慮的體現。
檢查一下這組論述，我們很快就能看到它們包含了很多未能證實假設及有待澄清的推論步驟。
普選到底會不會產生一個慷慨派糖的政府呢？這是有可能的。哈佛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弗里曼(Benjamin Friedman)在其新著《經濟成長的道德 後果》(The Mor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Growth)裏說：「在任何一個基於普選的政治體系裏面，高收入精英都只能是選民的少數……民主國家增長的潛在風險，就是低收入的大眾會尋求政府使用稅收和開支的權威，去創造沒有生產力的工作……和供應過分慷慨的福利計劃。」這段話 看來說中了懷疑普選者的心坎，但是弗里曼緊接着又提出：「然而，如此的分配政策很難說是只限於民主政體之內。獨裁政體一樣會面對來自窮苦大眾的財政再分配壓力。」也就是說，不同政體與不同的再分配政策之間沒有必然的邏輯關係，一切全看其他環境因素的影響。
其實，不管是「普選會不會導致福利主義」，還是「普選是否不利於經濟發展」，同樣沒有確定的答案，這幾乎已是學界的共識了。你可以說東亞四小龍在沒有民主政治的時候都有不錯的經濟表現，但是你也可以說民主政治發展得相當健全的博茨瓦納是非洲經濟生活最好的國家。你可以說有民主選舉的菲律賓，其百姓生活依然困苦；但是你也可以說那是因為它的民主實踐不完整民主價值不透徹。很多人喜歡比較印度與中國，認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印度可造就不出今天的中國奇蹟；但是在最近關於這「亞洲雙龍」的討論裏，卻又有很多人看好印度的民主政體能夠使它渡過中國未必能夠輕易突破的制度瓶頸。
可見民主普選未必就會讓政府發放更多的福利，未必就會使得一個國家變成福利主義國家，更不必然形成經濟發展的障礙。在某些環境底下，民主普選可能會催生一 個試圖將許多重大產業國有化的左翼政府(這也是許多人在起草《基本法》時最害怕的情形)；但是在另一些情况底下，民主政治卻在人力資源的配置上顯得更有效率。簡單地說，我們根本沒有必要把民主普選和經濟發展掛上鈎，它們大可以是獨立追求的兩個目標。如果反對迅速實施全面普選的朋友有這種擔憂，那麼舉證的責任就應該落在他們的身上；沒有理由要支持盡快落實普選的人去找出更多的證據，炮製更多的研究，來釐清他們想像的恐懼。然而，在過去的20多年以來，我們從未見過有任何反對普選的人提出過稍稍像樣的研究，只聽到自閉症般的呢喃。
說實在的，在香港討論政治的一大難題是有很多未經推敲、似是而非的詞彙和表述滿天亂飛，結果愈講愈亂，模糊了真正的焦點，誤導了市民的情緒與思考方向。上個月我與梁美芬教授關於「政教合一」的討論，用意就是為了釐清這個敏感術語的真正意義和適用範圍，誠如梁教授所言，「所謂『政教合一』的議題，並不是一個主觀認為『是與不是』的問題」。但我不敢苟同的，則是以為政教合一「可能牽涉到一個宗教在法律上會否同時被認為是政治性團體」，因為「政教合一」是個專有所指的術語。若用到這麼寬廣的地步的話，我們是否也能指摘某些佛教高僧政教合一呢？因為他們甚至出任政協！這不只是咬文嚼字，而是因為「政教合一」這個術語有很不光彩的背景，一提起來可能會想到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或者威脅伽利略的羅馬教廷。所以把「政教合 一」的稱號加在陳日君身上，會帶來很多誤導的情緒聯想，對他固然不公平，也容易混淆了當前政治討論真正應該着力的地方。
另一個經典範例就是我們要談的「福利主義」了。對福利主義的恐懼向來是阻延香港實現普選的重要理由，按照懷有這種憂慮的論者之邏輯：1.普選會使得政客討好選民；2.而選民總想要多點甜頭； 3.所以普選產生的政府為了滿足選民，就會「派糖」。所謂的「派糖」又包含了兩方面，一是減稅，二是增加福利等公共開支。故此普選要不就造成一個財政紀律鬆弛，大搞赤字預算的政府；要不就乾脆走向「福利主義」。
至於「福利主義」，因為沒有理性的界定，它在香港其實是個可以不斷移動非常寬廣的光譜，一個禁忌，甚至是不可思考不能想像的象限。在很多人眼中，增加綜援當然是福利主義，訂立標準工時也是福利主義，甚至給予工會集體談判權都是福利主義。在這光譜最遠的那一端，則是人人避之則吉的社會主義甚至共產主義了。所以，用福利主義去指摘對手，其實是把對手放置在這麼一道香港人非常恐懼的左派光譜之中，使其欲辯難言。難怪公民黨一說要支持最低工資，大家就說他們勝似共產黨了。這個情况就像說陳日君帶領下的天主教有「政教合 一」的危險，訴諸的是種負面印象，而非理性的分析。
這種邏輯並非只在香港出現，它其實是反對民主普選的古老理由。經濟學家赫緒曼(Albert O.Hirschman)在其大作《反動的修辭》(The Rhetoric of
Reaction)中指出，在普選權不斷擴大的整個19世紀裏面，都不停地有人用同樣形式的論證阻止英國「低下階層」享有投票權。例如在1832年，英國政府提議讓所有都市地區年交稅金十英鎊以上的男子都有投票權，就引來了巨大的反對聲浪。當時一個下議院議員羅歐(Rober tLowe)就很直接地說： 「因為我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我認為把權力從擁有財產和智能的人手裏，轉移到每天必須為了生存而奮鬥的人手裏，是極端危險之舉。」他的意思是普選產生的政府 必然會用重稅等手段掠奪富人財產，而財產權卻是人的基本自由，所以普選會傷害自由。羅歐不是唯一一個有這種想法的人，幾乎每逢政府擴大選舉權，英國都有紳士權貴站出來說類似的話。
赫緒曼分析這種他稱之為「危害論」的論證，認為其結構其實非常簡單，無非就是「A會危害B」，那個「A」必定是某項改革方案，而「B」則是一項已經存在的良好成果。放在我們的討論裏面，「A」是普選，「B」就是運作良好獲益甚豐的現行制度了。持這種論證的人通常不反對普選這個崇高目標，但是害怕改革會未見其利先見其弊，害怕這個理想會破壞已經存在的好東西。
赫緒曼又指出，這種「危害論」其實是想逼大家在性質不同的兩個領域之間抉擇，你想要A就不能要B，要B的話最好就放棄A。但是A和B既然是兩個領域的東西，它們又怎有可比性呢？作為政治目標的普選與經濟成果是否一定有矛盾呢？讓我們回到香港的具體環境，看看這種論證的最新版本，那就是抬出《基本法》，擔心普選和《基本法》要求的經濟社會體制有矛盾。
《基本法》第5條明確規定了香港要繼續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又在107條特別列明政府的「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 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有論者擔心香港一旦實行普選，政府轉向「福利主義」，就會出現支大於收的赤字預算，違背了《基本法》要求的理財原則，甚至違反了資本主義制度。值得注意的是收支不平衡也好，赤定預算也好，根本就和資本主義無關。實行資本主義的政府當然可以收支不平衡，奉行社會主義的政府也不必然就有赤字預算。為什麼策發會要在它的會議文件裏面，把關於政府理財原則的第107條也放在「《基本法》有關資本主義經濟的條文」裏面呢？同樣地，很多反對普選的人也認為普選會傷及資本主義的發展，理由是普選產生的政府可能會收支失衡。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資本主義與一個政府的理財方式掛上鈎的呢？
要是知道起草《基本法》的時代背景，就不難理解當年有安定人心的需要，於是把整套殖民地的社會經濟模式都寫了進去。可以說《基本法》凝固了當年香港人心目中世界最好的制度，那就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加上港英政府量入為出的理財原則。之所以有把政府的施政方法都寫進一部「基本大法」裏的怪異現象，其實是為了安撫港人的情緒；一方面保證香港不會和當時的大陸一樣走共產主義的路，另一面則永遠保留了殖民地政府的施政原則。這不僅反映了香港人的恐共情結，還反映了殖民地情結：深怕回歸之後香港變得不像殖民地 了。
所以《基本法》這幾項條文規定的是種港式資本主義，它的政府要收支平衡，要量入為出，要避免赤字。其給人的印象就是似乎只要政府增加開支，面臨赤字，香港就會變得不像資本主義了，甚至還有走向共產主義的危險。它和前面所說的那種「福利主義」光譜是很搭調的，增加政府開支就等於福利主義，福利主義就類近共產主義，而共產主義當然不是資本主義了。如果普選會催生一個唯市民喜好是尚的政府，順理成章地就會破壞(港式)資本主義，進而違背《基本法》了。
正如赫緒曼所言，「危害論」總是提醒大家要小心已有的好東西被改革摧毁，當下的港版危害論就是要警惕大家，普選會抹去我們珍而重之的港式資本主義，一種殖民地時代的美好事物。如果今天某些「愛國愛港人士」提出這種論證，而大家本能上又覺得有點道理的話；很諷刺地，它訴諸的正是香港人的殖民地情緒。普選是好的，甚至是必要的，但它萬萬不能傷及寶貴的殖民地遺產：一個審慎理財的政府加上資本主義。
如果我們要真正地告別殖民體制，要打開這種香港民主發展的經濟死結，我們就該有更大的空間去質問政府的理財方式何以必然與資本主義掛鈎？為什麼我們擔心普選會帶來政府開支的增加，而不是害怕普選導致經濟情况的敗壞？政府開支的增加與否和經濟表現的好壞可沒有必然的關係。普選或許(只是或許)會導致政府擴大福利開支，但一個福利開支比重大於香港的地區，在經濟表現上就必定不如香港嗎？就算我們走所謂「福利主義」的路線，那到底又有什麽過錯？民主普選和政治權利未必與經濟增長有關，但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亞馬帝亞‧ 森(Amartya Sen)說得好：「民主卻和『經濟需要』有『構成性』(constructive)的關係」，意思就是所謂的「經濟」和「經濟需要」，是一種有待討論有待界定的。在一個不民主的體制底下，政府權貴可以獨力規定這個社會的經濟需要是什麼，它的經濟目標又在那裏。但是在一個民主社會裏面，這都是公民們可以討論可以參加的。
現在請回頭再想一想，我們口中的「福利主義」是什麼意思？增加政府開支為什麼一定不對？香港人可曾認真省思過自己的經濟需要？可曾有權參與界定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