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財經新聞 洪清田
2005-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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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思香港
彭學、董學、香港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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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二年之交，「倒衛」之風成勢（十多年後「倒董」之風恍如歷史的重新演繹），換來末代港督彭定康。他人未到，我單憑他的履歷背景（牛津優異生、中間偏左、研究員出身和實戰政治幾十年），以及他個人的政治歷練和生命階段（屢救保守黨，意外落選），在《信報》刊出十多篇結合文學想像和社會科學分析的文章，猜測他會怎樣治港，中方會怎樣反應，為「彭學」豎樁立軸。
這次他來港，無意間講他祖父是移民。我才明白，他不是英國的「原居民」，而是「新英國人」，難怪他在垂直聯繫歷史和文明的各階段之外，還近乎本能地隨意橫向跨越地理和文明邊界，出入不同國族文明體系，多元多角度。
十多年前，我不知道他祖輩的移民背景，只注意他在垂直聯繫歷史和文明的各階段的能耐，並且可以結合幾十年研究員和實戰政治家的經驗，想像他一人可以「玩串香港派對」。
這是他的個人因素，從更宏觀的中西文化百年文化交流、衝突和流的過程中看，香港九七是中英雙方「埋單」、「結賬」時刻，但也是開啟往下百年中英總體關係的一個轉捩點。
留下光榮的一章
一方面，英人要為二百年的大英帝國殖民史留下「decent」（見得人）的最後一章，光榮撤退，向西方世界交代；另一方面，中國一要洗脫國恥，二要比英國人做得更好，令「香港明珠」更燦爛輝煌，向西方世界證明「中國人是行的」、「今天中國不再是以前的中國」（你們要「與時並進」，看清楚今天的中國）、中華民族傳統（本質上）是優越的」（是你們不了解中國）。
另一方面是中方官員和在港的小圈子支持者的個人因素，他們仍活在距香港現實起碼一百幾十年的小農小商小資世界裏。不論中方官員多開明，個人認知和組織制約也使他們不能進入香港的基本運作規律和邏輯、主流價值和文化底蘊。在港「親中」小圈子的支時者，絕大多數的個人素質可能更低，最多是英人培養的次級操作者，根本不知「現代」、「社會」、「政治」、「管治」為何物，卻將受中央託付治港重任。
脫離現實唯上唯權
由內地到香港，他們脫離香港現實，反過來以我為主，以我為現實，以我為標準，以我為規律，以我畫線，搞三十年代的拉攏分化統戰，但已失靈魂，只剩下肉體，明言只給好處聽話者；不顧原則原理、義理道德，只有權勢。
香港的接收班子和治港班子投機鑽營，唯上唯權，今天的當權者就是他們的上帝，他們不會亦不敢想像或質問今天當權的上帝後面是什，上帝的權力是怎樣來的，怎樣才算做得好。他們的小農小商小資世界觀和思維裏，壓根兒沒有「現代」、「社會」、「政治」、「管治」的基本概念和規律邏輯。他們的世界和思維的終點是今天當權的上帝，他們可以討好傳統政治文化的權勢，但不可以管好香港。
我在《信報》的十多篇「彭學」文章，把彭定康個人因素和「親中」人士的個人因素，放在中西二百年的歷史政經文化關係中考察，形成四個主軸，並把問題聯繫到八九「六四」後三年、改革開放和九七問題出現後的十五年、四九年之後的四十年、二十世紀初以來的百年和開埠以來的一百五十年中港關係，在各層次展開「彭學」的初步建構。他治港五年，他和中方官員的個人性格和思緒言行，方針路向，以致中英雙方的反應模式，恍惚都環繞我的文學想像和社會科學重點，但也不斷衝擊我的架構。我樂於把想像空間和分析架構擴大，把問題聯繫到五百年、一千年和二千五百年的中國文化比較，形成一個八、九層次的「彭學」和「香港學」。
歲月不饒人，彭定康這次來港，樣子不太老，卻近乎失控的膨脹，又疲態畢露（或是沒有對手了，或是因為重複自己），以前的風采十分一也沒有，但仍比香港的公眾人物高班十倍八倍。他的行動優於學理，觀點學理一般，現場表演世界一流。他說政治是「All about ideas」，現場片言隻字，就是一套說詞和論述，近乎本能地隨意出入不同國族文明體系，多元多角度，隨時改變模式，宏觀微觀、虛實軟硬相應，在縱橫交錯的理念流動中，引經據典或數字事例細節，有根有據，形成自己的一套，得心應手做多面人。
顛倒落後與先進
九七年七月一日前不久，我在上海對李儲文說，西方美英法德之中，英國文化是最接近中國文化的「中庸中道實用性」的，在發展中求和諧、尊重個體和法治、維持自由和秩序的動態平衡。英人在港做到以百年計的中國人要做卻做不到的（中體西用）、幾千年做不到的（無為而治），以及千百年不做的和反對的（重商利商）。
中國治港唯一的方法是虛心學英人治港，學治港不單是為治港，而是為了治國，中國的現代化師「英夷」是最合適的長期目標，但中國上上下下（和香港人）不知香港為何物，香港有什意義，怎樣運作，卻以不知為知，以我為主，把先進當落後，落後當先進。中國內地和香港應展開「香港學」的「基礎研究」和「尖端研究」。這是一個簡單而根本的問題，但可能要五十年才搞通思想。
九七後以「愛國愛港者」為主體，進一步以不知為知，近乎在知識真空中治港。董建華繼續把港人分等級，顛倒落後與先進，還倒打一耙，叫不服者「與時俱進」。他和親中人士的個人因素，在中西千百年的歷史政經文化的八、九層次中，總是逆「香港學」四個主軸的運作規律而行，系統性失誤一次又一次，卻得到中央無限、無條件支持。
監督者成弱勢群體
隨輿論監督作用的加強，新聞記者被形象地稱作「無冕之王」。人們遇到困難總是希望記者能為民鼓呼，但是在那些缺乏有效監管、態度粗暴的行兇打人者面前，記者除去一腔熱血和一紙記者證之外，與其他的弱勢群體其實毫無分別。雖然中國一直在倡導加強新聞媒體的監督能力，不過目前卻並沒有相應的法律法規進行具體解釋。也就是說，沒有明確地告訴新聞記者在監督過程中能夠擁有什麼樣的權力。新聞記者自身的這種窘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輿論監督的力量，也使得屢屢有人敢粗暴地扼住他們正義的喉嚨。
一段時間以來，記者遭受人身攻擊的事情時有發生，發生在記者節的這兩次事件不過只是其中的一個縮影。透過這些極端的事例，如何保護記者的人身安全，以及輿論監督權和新聞採訪權，有必要引起足夠的重視。「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一個法治國家裡，「有法可依」是一個必要的前提，因此，將新聞工作納入法制化軌道應該是十分重要而必須的。面對不平之事，如果新聞記者每次都可以理直氣壯地站出來為民鼓呼，對於他們來說，每一天其實都不亞於是在「過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