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是為女流復刊第一期寫的. 婦進以民間女記者工作坊作為女流復刊的動力, 令人振奮, 希望未來獨立媒體能與婦進能有更多交流和合作.
民間．女．記者
從０４年開始透過 <香港獨立媒體網> 推動「民間記者」時，就希望搞一個「女」民間記者的隊伍，可是人手有限, 只有擱下來；所以，當陳順馨跟我說「婦進」要搞民間記者工作坊時，感到特別興奮。
被「女」拆散了的「民間－記者」
「婦進」把計畫稱為「民間女記者」工作坊，一開始就覺得字的排序出現問題，為什麼「女」會夾在「民間記者」之間呢？我沒有把這個問題拿出來跟組織者談，但這個細微的差別，使我一直心癢癢的，就像化學實驗中，不同元素混在一起後，冒出一大堆泡泡一樣，化學反應未完成，泡泡就繼續地冒出，按捺不安。一直以來，<香港獨立媒體網>仝人，很努力地把「民間」和「記者」拉在一起，希望能建構一個新的實踐主體，而這個「女」字，卻拆散了兩者；這個安排也許是組織者無心插柳，但我卻不能不回答，究竟「民間」、「女性（主義）」和「記者」三者被放置在一起時，會產出甚麼化學反應，形成一種甚麼模樣的主體政治呢？
「民間記者」這概念是取自南韓 Ohmynews 的「citizen reporter」，Ohmynews強調新媒體的解放力量，以「citizen reporter」來打造市民運動的主體，指出每一個市民都可以把其關心的社會議題，透過書寫報導，變成共公議題，實踐參與式民主的概念。可是「citizen」是一個去性別的主體，又或者說它往往把一個男性主導的主體位置，變成普同的國族主體。事實上，Ohmynews的市民記者裡，絶大部份都是男性，小數族裔社群絶無僅有。當時，我們故意把 「citizen reporter」翻成帶有「peoples」含意的「民間」，來描述一個民眾之間的實踐位置，但英文則沿用了 「citizen reporter」，而理論對話，很多時候會跟從「blogger journalism」的脈絡。
Citizen / blogger journalism是對應著主流媒體的問題和新媒體的特性而發展出來的一套知識和實踐，強調個人如何透過新技術而延伸, 成為媒體。在南韓，它與原來的民主運動扣連，透過新媒體平台，集合個體的延伸力量，打破既有的資訊壟斷，發展成為市民媒體運動；在國內，它以一個社會智庫(「social brain」)和社會關係網絡的型態出現，打破資訊壟斷和由政治和經濟力量中介的社會關係結構；在印度，有一些人嘗試把blogging定位為社會媒體和「第三空間」(「Third Space」)。
這股力量，與「民主」、「公義」、「平等」等概念有一些分別，後者往往是一些社會大計，以社群為組織單位；而Citizen / blogger journalism、民間記者等概念，則由個體出發，強調個體的力量，然後再透過一些社會性軟件「social software」或「Web2.0」把個體再聚合，成為新的網絡集體，互助支援。
雖然每個人都可以成為媒體，可是在 blogsphere裡（尤其是西方），大部份的流量集中在菁英 bloggers之中；雖然男性和女性的bloggers數目差相約，但blogsphere裡，男性比起女性的能見度更強。
數碼區隔 (digital divide)與男性主導的公共性
在發展中國家，男女參與網上活動的差異，往往歸結於數碼區隔，即女性比男性更難獲取上網的資源和技術。
香港的有線寬頻滲透率是世界之最，可是其性別的數碼區隔仍然非常嚴重。年青人可以於學校學會電腦的技術，可是35歲以上的女性，學習電腦的渠道就很少，而且很多課程技術完全不切實際（如教家庭主婦以html寫網站）。對於已婚婦女來說，家裡電腦幾乎裡孩子或丈夫所壟斷。在科技層次的性別權力，香港似乎還停留在發展中國家的水平。
即使女性能掌握上網的技術與電腦的使用權，網上的互動，亦以男性為中心。2005年，美國成立了 blogher的組織，這是由於有一些女性bloggers看到，technorati的 blogger排行榜上，男性佔了絶大多數，女性和女性議題，被邊緣化，她們希望增加女性 blogger的能見度。
很多「女性關注的」議題／獨特於女性的經驗和處境進入不了公共討論的領域，如家庭、子女喂養、食物等，以致公共議題由男性經驗來主導。舉例說，香港失業率的計算，是以勞工處登記失業數字作準，可是，很多已婚女性均沒有到勞工處登記失業，因為勞工處提供的大部份工作（工作時間安排），均沒有考慮已婚女性希望兼顧家務的考量；而當政府要降低失業率時，往往透過增加基建項目，吸納男性工人，而不是考慮以更細緻的 job sharing安排，去解決婦女面對的困境。
因為主流的新聞訓練，強調客觀中立，若你以女性處境去描述一個社會議題，大概會被指違反一些專業原則；女性的處境，大概只能在專訪又或某些被定義為女性的議題（如家庭暴力）才能被呈現。當然，有一些專業的女記者，希望能改造主流新聞的取向，引進女性視角，由紐約市政府資助的Women e’ News就是一項專業新聞工作者提出的計畫；可是，這計畫亦只能在網絡空間中存在，而未能滲進主流的報章之中。
女性與民間記者，在這語境下，站在同一個位置。
民間記者與女性主義的知識
Benedict Anderson於Imagined Community一書指出，印刷媒體的出現與現代國家的建立息息相關，因為它為不同空間存在的個體，建立起聯繫。為了保持這種公共性的合法性，一套「客觀中立」的倫理和「公眾利益」的關懷隨之建立；記者與新聞事件的關係變成一種「專業」的關係。報導的動力來自兩個方面：1.記者作為生計或「一份工」；2. 對「公眾利益」的關懷和專業使命。
民間記者的實踐：blogger、citizen journalism和media activist，在個人與社會之間的想像會有點差異，在個人表述、市民身份介入社會、媒體改造社會等議題有不同側重，但其動力均來自個人對身邊事物的關懷，所以民間報導鼓勵主觀，而blogger、citizen、activist與記者的結合，使主體能透過發掘與發問去學習和探索無知的領域。此外，民間記者亦發展出一套建基於網絡互動的倫理，如透明(transparent)、對話(dialogical)、連結(inter-linking)，把自己的位置立場說清以建構跨主體際性(inter-subjective)的認知和對話。
這些價值，與女性主義不約而同，均強調知識不是純粹的客觀中立，而是有價值取向、建基於經驗，故此要剖析差異的政治、進入跨主體際性的對話。而民間「女」記者，把性別差異的政治引入，使原有blogger, citizen, activist等主體關聯變得更不穩定，「民間」轉化成一個實踐的位置。
工作坊的經驗
第一次參加基層婦女工作坊是06年初於屯門仁愛堂，講題是網絡媒體與社區。當時有點嚇一跳，婦女對科技的渴求，比想像中大很多，所以她們能忍受很多技術性的課程內容，如編寫 html的網頁。這亦反映錢幣的另一面，很多社區中心的電腦或上網課程，只參照職業培訓的課程大綱，而沒有考慮到婦女的賦權(empowerment)。其實網絡科技，如網絡電台、pod casting所需要的技術，比起中文打字或 dreamweaver的html更容易掌握，只是課程沒有趕上應用科技的發展。
到06年5月，婦進找我一起討論女流復刊和民間女記者的計畫，當時我有兩個疑惑，第一個是民間女記者的對象是誰？計畫會以傳統印刷的模式出版還是新的網絡媒體形式出現？
結果，計畫的對象是基層婦女和傳統印刷模式，與屯門仁愛堂合作，報導於婦進的「女流」刊出。可是，從我的經驗看，文字所設下的關卡可能較技術更大，pod casting、數碼影像式的報導或網上電台，對於能言善道的婦女來說，更容易掌握。這亦反映了，很多民間和社區團體，儘管在器材和資源上已經有足夠的配備（尤其是那些有電腦培訓課程的社區中心），可是，在科技的應用（如何把新媒體嵌入組織工作和與成員產生新的關係等等)，卻遠遠滯後。當我們有具體經驗利用一些新的技術時，選擇的可能性和想像空間亦更大，可是，有很多非政府組織的組織者，跟本沒有時間去接觸新的技術，亦因而沒有把由新技術而帶來的新溝通模式，引進自己的工作之中。所以，我覺得在廣泛推動民間記者培訓前，組織者工作坊很重要，若組織者本身對新的溝通模式缺乏實踐經驗，傳統媒體出版的「選擇」，很難說是真正的「選擇」。
儘管與想像有點距離，覺得這還是一個很好的集體實驗，6月底充當導師，嘗試理清民間報導、社區參與和女性主義之間的關係。
一共有二十多位婦女參加，結果令我驚喜，大家對記者的工作很有興趣，對自己的社區有很多見解和思考，提問時大家滔滔不絕，籌謀未來的採訪大計，包括被殺學校的歷史、屯門區廢置工廠的狀況、屯門公園樂團的問題等等；這種動力，在正規教育（中學和大學）的同學裡，反而缺乏。
事隔兩個月，我還記得很多當天的提問：為什麼香港生產不出像國外那些名女記者（那些面對官員能針鋒相對的記者）？民間報導是否真的能發揮影響力、改變社會？女性書寫有何特點？等等．．．很多問題我不能回答，大概她們也不期望我給出一些標準答案，而是一起透過實踐去尋找。
因為婦進的民間女記者計畫不是透過網絡來組織，並定位於基層，進入社區採訪，其報導與生活的經驗更密切（與香港獨立媒體網的經驗有頗大的差別）；而女性主義的關懷和互動對話倫理，更能發揮民間報導的特色；當然，我期望計畫能透過新媒體加強其公共性，並能把這經驗帶回網絡中，改變網絡上過於自我中心(egoistic)的互動文化；使不同脈絡發展出來的實踐能得以整合，發揮更強的化學作用。
照片來自 tatia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