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國際不再恐同日」，主辦團體粉紅同盟找來葉劉淑儀做代言人，引起其他同志團體不滿，指不應邀請一個在人權、法治和言論自由上，表現有諸多問題的人來代言。此事讓我想起八十年代，我參加的婦運組織新婦女協進會（婦進）也曾出現類似爭論。雖然婦進的爭論跟同運今次不盡相同，但二十多年後回望，婦進的經驗也許可資借鑒。
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的婦女運動和議會民主化剛起步，同時倡議兩性平等和爭取民主發展的婦女組織寥寥無幾，婦進可說是其中的表表者。記得當年區議會和市政局選舉，婦進都曾積極支持一些政治和平權理念跟婦進相近的人參選，尤其是社區組織的基層女性領袖。與此同時，一些婦進認識或不認識的候選人，也會主動尋求婦進支持，婦進執委會會議因此常要討論應否支持某位候選人。婦進為此訂下了兩個條件：一、候選人是否有促進兩性平等和爭取女性權益的政綱；二、候選人是否女性。
如果候選人符合兩項條件之一，婦進會根據候選人其他政綱進一步考慮。由於婦進鼓勵女性積極參與公眾事務，如果候選人同時符合兩項條件，婦進原則上便會支持她。但是，1988年工聯會的陳婉嫺尋求婦進支持參選區議會時，婦進內部出現了激烈的爭論，一些活躍於工運的會員認為不應支持陳婉嫺，因為工聯會是中共的附庸，並不真正代表工人利益。但是，婦進執委會最後還是通過支持陳婉嫺，一些會員因為不滿執委會的決定而退會。
回顧這段往事，我覺得當年的決定多少反映了婦進政治上的稚嫩，也反映了我們對中共及它在香港的組織認識太少。對像我一樣戰後出生成長的一代而言，八九民運算是讓我們真正見識了何謂「一黨專政」。由於八九民運令香港大多數人對中共失去信任，從九十年代初起，中共便積極在香港重建其「群眾基礎」。後來出任特區律政司的梁愛詩，帶頭籌組並於1993年成立「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將上層社會的女性重新統合。1996年成立的「香港婦女發展聯會」則在全港各區開設社區中心和搞地區服務，為中共在地區和基層婦女中建立其支持網絡。回歸以後，特區政府更通過它管理的各種基金，大量向新成立的左派婦女組織和社區服務撥款，讓她們利用豐富的資源在地區上加強她們的實力。
然而，無論是這些婦女組織還是議會裡的左派，實際的作用只是配合中共對香港的政策。以陳婉嫺為例，從1995年進入立法局以後，她在各類跟勞工和女性相關的議題上立場搖擺，即使開始時表現得十分積極，最後卻總是任由工人和婦女權益遭到侵犯或受到漠視。究其原因，她除了要配合中共對香港的政策外，還要為工聯會撈取政治利益。去年區議會選舉期間，工聯會為了爭取選票，不惜借外傭居港權的議題，煽動市民反對其他政黨，實際的效果自然是強化了社會對外傭的歧視，同時令外傭在勞動權利和法律保障上長期遭受的不公平待遇，繼續受到漠視。
工聯會是一個工會組織，聲稱代表工人利益，另外工聯會內設有婦女事務委員會，偶然會跟前述的左派婦女組織一樣，就一些「婦女議題」如婦女就業、家庭暴力、平等機會等問題發聲。然而，一旦一些具體議題觸及中共為了控制香港而收編的財團、富豪和鄉紳等的利益時，工人和婦女權益都要讓步。回歸以後，工聯會更樂於被看成是「建制派」，除了致力鞏固自身在香港政治上的影響力外，對日益嚴重的貧富縣殊問題則視而不見，更不要說真正思考和推動改善勞工階層處境的社會政策和措施。
葉劉不是陳婉嫺，新民黨不是工聯會，但葉劉的政治野心路人皆見。從她過去當官到現在做議員，她的言行都顯示她從沒將公民社會強調的核心價值放在心上。對葉劉來說，跟一些同志團體合作，也許可以改善她在部份人心目中的形象，但同志團體應否將她視為盟友，實在值得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