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開「楢山節考」，佩服大和民族視死如歸的宿命人生觀，也想到另一個極端，就是軍國主義源自武士道精神為國犧牲的極右民族主義的大和魂，代表人物就是小說家兼演員三島由紀夫，香港的八十後以下，相信沒有多少人會認識。
七十年代初保釣運動蓆捲全球海外華人地區，保衛釣魚台，反對軍國主義復辟，不是無的放矢，因為拒絕接受二次世界大戰失敗、希望擺脫美國的制肘、企圖重振大和魂聲威的幽靈確實在日本朝野徘徊，在意識形態上對日本戰後遺民和年輕一代有重大影響的就是三島由紀夫。他在1970年策劃的三島事件，用犧牲自己的剖腹儀式，「捨生取義」，企圖喚醒軍隊和國民，煽動政變，恢復日本軍國主義。但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觀看，違反歷史潮流的軍國主義復辟注定失敗，三島由紀夫的壯烈自我犧牲，只是大和民族主義陰魂未散的歷史餘波蕩漾（Legacy），極其量只能有些漣漪作用，最終亦會掩沒於浩浩蕩蕩的民主歷史潮流中。今天日本政客到靖國神社拜祭包括戰爭罪犯的死難者，與中共利用民族主義號召國民愛國，其實異曲同工，只能流於形式主義姿態，在現代自由開放社會，對隨着資本主義發展㚒伴而來的原子化（Atomization）和個人化社會，實際政治效用微乎其微，根本不足為患，高喊打到日本軍國主義復辟，亦再無實際意義。
我們所謂「火紅的一代」雖然受保釣運動洗禮，卻不會憎屋及烏，完全否定三島由紀夫在文學和表演藝術上的成就。對當年很多文青來說，三島由紀夫的「金閣寺」是經典，無不愛不釋手，是文藝青年的身份標誌，與目下政治立場先行，否定敵人一切，大異其趣。
中國人受儒家思想薰陶幾千年，根深蒂固，講仁義孝信，很少鼓吹自毀的犧牲精神，絕少會出現神風敢死隊和三島由紀夫以剖腹殉國的事蹟。歷史上的荊軻刺秦王故事，雖有樊於期慷慨獻出人頭，但功敗垂成，就是因為空有勇士之名的秦舞陽臨陣驚慌，露出馬腳，惹起秦王政疑心，遂窮圖匕現，教荊軻白白犧牲。汪精衞的名詩「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傳誦一時，也是説說而已，最終還不是做了漢奸？中國抗日戰爭，早期眾不敵寡，連連敗仗，就是因為中國人非到最後關頭，忍無可忍，退無可退，也逼不出為國捐軀、壯烈犧牲的精神。台灣搞獨立運動，唯一以死殉道的只有鄭南榕，台灣被日本殖民統治五十年，不能排除也有日本武士道精神潛移默化的影響，其他台獨分子，雖然不怕坐牢，但一定不會殉道犧牲。香港的所謂港獨運動，東施效顰，國安法未落實，搞手已聞風喪膽，紛紛逃亡，只能白痴地寄望主張「美國優先」、「美國偉大」的特朗普打救，當然永遠也不會出現三島由紀夫式的人物。民族性使然，沒有所謂高低。
中華民族尤其是漢族其實很容易統治，文化基因決定，元、清都是外族，不受儒家文化影響，可能例外。若非周期性的人口增長高於農產品增長，糧食因天災人禍定時失收，朝廷苟捐納稅，民不聊生，官逼民反，根本不會出現農民革命，改朝換代。反清復明，孫中山搞革命，也要在晚清最腐敗時期、列強蠶食中國和滿清政府最積弱時才勉強成功。如果日本成功征服大陸，建立大東亞共榮圈，大力發展經濟；西方列強又同時夾手夾腳瓜分中國，我相信不會出現中華民國和所謂新中國，而絕大部分中國人尤其是漢族都會基於現實利益考慮，甘於接受外族統治，就好像今天香港的遺民，仍然懷緬英治時期，港獨青年最多人接受的出路，就是戀殖歸英。
中國人如果有所謂小農基因的話，就是因為大多數中國人其實沒有國家觀念，共和國並非核心價值，意識形態效能薄弱。中國人只有濃烈的鄉土觀念、族裔意識和宗族意識（所謂「香港民族」的「香港人」其實是本質上相同的另類）。倘若外來統治者佔領了中國大陸後，能夠妥善處理各鄉村族裔和宗族的利益，尊重其風俗文化，放任自流，讓其自生自滅，就好像香港英治時期英國人對付新界鄉紳和以難民過客為主的香港人的手法一樣，再用行政吸納精英政策分而治之，中國大陸就不會出現今天中共一黨獨大、專制獨裁的局面。
其實，對絕大部分中國人來說，共產黨也相當於變相的「異族」，雖然騎在人民頭上，但只要搞好經濟，保證豐衣足食，生活舒暢，人民也不會作反。八九六四之後，中國大陸再無民主運動，只有爭取個人、社群和族群利益的維權運動。基於同一道理，專制獨裁的中共也搞不出帝國主義，不會派遣軍隊到他國攻池掠地，戰狼外交之目的，主要都是掠奪經濟利益。
中國社會這種經歷幾百年歷史考驗的超穩定結構，解釋了為何不得民心的共產黨，一樣可以長治久安，而盼望所謂「支爆」、疆獨、藏獨以至永遠不成氣候的港獨分裂大陸，完成「革命」，只是完全不懂國情的一廂情願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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